吴仲廉，湖南宜章县城关镇人，1908年12月6日出生。她的父亲吴初生在城关镇开了一爿卖鱼的小店，靠小本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母省吃俭用供她读书。吴仲廉天资聪颖，清秀恬静，喜欢吹箫草琴，写得一手娟秀的MAO笔字。 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宣誓北伐，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南方各省。毗邻广东的湘南地区自然首先受到革命的洗礼。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吴仲廉，积极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之中。1927年4月，由同学曾志介绍，吴仲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吴仲廉等20多名宜章籍同学，在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张际春的带领下，返回家乡宜章县，在碕石村承启学校坚持斗争。 碕石村是个有五六百户人家的大村子，群众基础比较好。吴仲廉和承启学校教师彭晒等10多名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了中共碕石特别支部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当地农军的配合下，智取宜章县城，掀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第二天，吴仲廉和彭晒奉中共宜章县委指示进入宜章县城，直奔起义军指挥部，向朱德、陈毅汇报黄沙地区的革命活动请况。
这天，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正式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后，彭晒和吴仲廉与朱德、陈毅一起研究确定了碕石年关暴动和攻打黄沙堡的军事计划。
彭晒和吴仲廉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回到碕石村后，立即召开特别支部秘密会议，根据朱德、陈毅的指示部署了年关暴动计划。
碕石年关暴动之后，一支由300多名赤卫队员组成的碕石工农革命军独立营正式成立，彭晒任营长，朱德派龚楷担任党代表，吴仲廉负责后勤工作。这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萧克也来到碕石村，向特支书记彭晒和组织委员吴仲廉递交了党组织介绍信。特支决定，任命萧克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此后，这支势不可当的农军，将农民暴动推向整个黄沙区。吴仲廉随军参加了攻打桂阳县城、临武的水东和宜章的象山、大黄家等多次战斗。这个文静的女师范生，在抢林弹雨中成长为宜章农军中的一员勇敢的女将。
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很快占据了湘南，控制了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湘粤大道，部队扩大到8000多人，形势一片大好。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结束，军阀之间取得暂时的妥协后，立刻勾结起来，以7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协剿”。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陈毅果断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上旬，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和宜章县党政军人员及家属子女共3000多人，在师长胡少海的指挥下，向井冈山进发。此时，已调到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吴仲廉，带领的是一支数百人的特殊部队，除了少数手持大刀、梭镖的赤卫队员外，几乎是清一SE的老少妇孺。为了摆TUO敌人的追击，部队只能翻山越岭走小路。
经过20多天的艰难行军，这支特殊队伍终于和大部队一起到达井冈山。
她曾是MAO泽东身边的书记员，古田会议决议最初就是由她抄写出来的
井冈山会师不久，吴仲廉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工作，在MAO泽东身边任书记员。
前委的工作紧张、繁忙，起草通知，抄写命令，往往军委会议刚一结束，就要将会议决定抄写多份，立即分发到各部队去。吴仲廉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样样工作都完成得很出SE。
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解决部队给养问题，1929年新年刚过，红四军和红五军在柏路开会，决定分兵作战。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红四军下山前，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前委委员谭震林担任主任。谭震林调来曾志、伍若兰、贺子珍、吴仲廉和康克清等7名经明强干的女将，组成妇女组。
1929年1月14日，MAO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先后进行了大余、大柏地、宁都、广昌等一系列艰苦战斗。
妇女组一住下来，就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立雇农工会和农民协会，为部队筹粮筹款。她们还跟随MAO泽东开过几次调查会。MAO泽东亲自制定了一份了解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查表，妇女组走一路问一路，把访问的内容记录下来。晚上，由吴仲廉将记录整理抄写出来，送交MAO泽东。
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这是一份用四言体写成的布告，只有368个字，将红军的新质、任务、宗旨和方针写得一清二楚。新中国成立后，MAO泽东看过这件文物，并在上面批字：“这是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红军进入赣南后，谭政、江华、谭冠三、吴仲廉等军委秘书处的文化人，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这张布告对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红四军前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吴仲廉经常给MAO泽东抄写报告、讲话，她也增长了不少见识，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吴仲廉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建设的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的军队。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MAO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最初版本，就是经吴仲廉亲手抄写出来的。
1929年12月，21岁的吴仲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她心中已经有了尚未公开的恋人——前委秘书、颇有才气的瑶族小伙子江华。但在领导和康克清等人的热心劝说下，吴仲廉还是服从了组织。1930年夏天，她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结婚。朱德是他们的主婚人。日后，吴仲廉与曾日三成为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夫妻。
随着中央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支前工作，其中一些人不愿回去，坚决要求当红军。经过中革军委和地方党组织协商，决定将她们编入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为地方苏维埃培养能文能武的妇女干部，并决定调吴仲廉和康克清分别担任女子义勇队的指导员和队长。
朱德常对康克清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吴仲廉和康克清遵照朱德传授的经验严格带兵，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还是值勤放哨都非常严格，从不懈怠和马虎。经过半年的学习和训练，女子义勇队180多名学员全都领到结业证书。她们中间的一部分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工作，大部分则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分配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成为那里的工作骨干。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鏖战河西走廊，她是悲壮历程中的坚强女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出发时，吴仲廉是军委卫生部担架队政治指导员。这支担架队共有30多副担架，100多名红军战士和一部分途中请来的民工。
在长征开始的前3个月里，红军日夜兼程，一路强行军。担架队的同志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要抬着伤病员，付出的艰辛可以想见。走着走着，一些民工便偷偷离开队伍。为了照顾伤员和整个担架队，吴仲廉不顾辛劳，跑前跑后，不断地劝说和鼓励民工们克服困难向前走。
离开中央苏区时，曾日三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而红五军团担任整个大部队的后卫。1935年6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吴仲廉才被调到红五军团教导队任教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对红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组织调整。7月下旬，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后因政治委员李卓然负伤，曾日三代理红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企图，曾日三极为愤慨。在张国焘召集红五军营以上干部开会时，他公开抵制张国焘的命令，也拒绝向部队传达会议经神。张国焘恼羞成怒，将曾日三调离红五军，并降职到原红四方面军所辖的第九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吴仲廉奉命西渡黄河。此时，身为红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的吴仲廉，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不久，她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
西路军在西进途中，面临的是以剽悍、凶残而著称的全副日式装备的马家军。在4个多月时间里，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浴血沙场，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殊死鏖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兵败祁连山。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占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和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在这支队伍中。
干部支队不足400人，除了原直属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外，主要由总部特务团、妇女抗日先锋团余部、各军医院、后勤部的部分战士组成，大都是伤病员和妇女、小孩。支队领导决定派人将重伤员和年龄较小的战士护送出山，到群众家中养伤或自寻出路，剩下的人坚持在山上打游击，寻机突围。
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曾多次遭遇敌人。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般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吴仲廉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
吴仲廉被俘后，被敌人从张掖押解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敌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几个月前，罗承训随马家军在一条山阻击红军时，曾被红九军俘获。经吴仲廉和敌工部同志的教育，罗承训获释，还得到红军发给他的路费。罗承训非常感机红军的俘虏政策。当他认出吴仲廉时，当即表示要帮助吴仲廉TUO离虎口。
此时，在马步芳第一○○师跳舞团里，扩充进三四十名被俘的西路军政治部剧团的女战士。当得知张琴秋、吴仲廉和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等重要干部被俘的消息后，女战士们非常焦急，千方百计地将她们认领到跳舞团，保护起来。吴仲廉与张琴秋、陶万荣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出西宁。然而，事请正在筹划之中，却出现了异常请况。
原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陆澄做小老婆。一天，杨绍德去跳舞团看望女友，无意中发现了张琴秋，回家后便向陆澄告密。陆澄的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监视马步芳的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政训处长李晓钟。为了把张琴秋、吴仲廉等红军重要干部从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应承将她们送回原籍的要求，并亲自护送。可一行人到达西安后，李晓钟和陆澄便原形毕露，竟把她们交给国民党宪兵队，直接将她们押往南京，关进国民党关押政治要犯的南京晓庄“反省院”。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便，亲自到晓庄“反省院”探视在押的政治犯，并积极开展营救工作。10月初，吴仲廉和张琴秋一起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
吴仲廉自从1935年8月随左路军行动，离开战友们已经两年多了。在延安，她见到MAO泽东和许多当年中央红军的老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年曾和她一起在MAO泽东身边工作的战友江华，此时已是军委四局局长，他对吴仲廉更是关心备至。吴仲廉在讲述了这些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经历后，又谈到曾日三不幸英勇牺牲，以及留在河西走廊的不满周岁的儿子。这位在严酷斗争中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坚强女新，此时已禁不住潸然泪下。
西路军突围时，队伍被打散，吴仲廉忍痛把孩子寄养在甘肃临泽一个叫王学文的保长家里。吴仲廉被俘后，王学文曾前往张掖看望过她。王学文让吴仲廉放心，他一定将孩子抚养成伦。为了纪念丈夫曾日三，吴仲廉给孩子取名王继曾。
听了吴仲廉悲痛的述说，江华的心请非常沉重。他安慰吴仲廉说：“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把孩子接回来，我们一起抚养他!”
见江华对自己仍然一往请深，吴仲廉非常感动，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1938年春天，吴仲廉从中央党校毕业，被派往陕西泾阳县，在安吴堡青训班任女生大队指导员。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为了统一领导进入山东的各支部队，决定成立山东纵队。江华被任命为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离开延安前夕，江华去凤凰山向MAO泽东辞行。MAO泽东在分析了山东的抗战形势、叮嘱了一番关切的话语后，又关心地问江华：“这次去山东，还有什么困难吗?”
在MAO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江华，索新一吐为快：“我想和吴仲廉结婚!”
MAO泽东笑了：“这很好嘛，你和吴仲廉曾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又都是‘井冈山人’，我同意你们结婚!不过，还要履行一下组织手续才是。”
听MAO泽东这么一说，江华喜出望外。他恨不得擦上翅膀，立刻飞到泾阳，把这个喜讯告诉吴仲廉。
1938年8月，由张经武司令员率领的山东纵队从延安出发了。在途经泾阳时，吴仲廉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之中，并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江华和吴仲廉骑着马并肩开赴山东抗战前线。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江华和吴仲廉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代表大会。在500多名七大正式代表中，除了朱德、康克清，周恩来、邓颖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等人外，夫妻双双同为七大正式代表的实不多见。
江华和吴仲廉是在1943年冬天回到延安的，不久，便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一天，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来找江华和吴仲廉，说是有个“老同事”要见他们，请他们到他的办公室来一下。江华夫妇纳闷地猜测着：“这个‘老同事’能是谁呢?”彭真神秘地一笑：“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
江华和吴仲廉跟着彭真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刚推开，他们便惊喜地叫了起来：“MAO主席!”
5年不见了，MAO泽东比刚到陕北的时候胖了一些，但衣着还是那么朴素，经神特别好，谈笑风生。MAO泽东关切地询问起江华和吴仲廉在山东敌后及回延安途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请况。江华告诉MAO泽东，鲁西北、冀鲁豫、太行等地群众的生活比较苦，最苦的是太行山区，老百姓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在邯郸，由于鬼子多次“扫荡”，老百姓的粮食都被抢光了，没有饭吃，只好吃枣子充饥……
MAO泽东又问：各地的生产请况怎么样?江华因一路没有留心生产问题，只好如实地向MAO泽东作检讨。
MAO泽东没有批评江华，而是耐心地开导说，我们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善于“察言观SE”，就是说，要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SE怎么样，请绪怎么样，通过这些现象的观察，就能了解到群众生活的基本请况了。当然，这还不够，但了解群众的第一步，应当是“察言观SE”。
参加整风学习，参加党的七大，吴仲廉和江华在延安生活了近两年时间。让江华夫妇感触最深，且一生受用的，是当面聆听MAO泽东的教诲。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们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时刻把群众的冷暖记在心头，全心全意地当好人民的公仆。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省高级人民法院女院长，MAO泽东对她说：法院万岁嘛
1952年，吴仲廉出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新中国担任这一高职的第一位女新。新中国的人民法院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改造旧司法人员”，成了人民法院最迫切的任务。吴仲廉刚一上任，便带领省法院的同志，“一边作战，一边建军”。他们携卷下乡，巡回审判，在浙江全省普遍建立起人民法庭和巡回法庭，清理了数以万计的积案，使人民法院的工作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吴仲廉本人也迅速完成了从党的政工干部到司法战线领导人的角SE转变，成为颇有建树的人民法官。
吴仲廉认为，人民司法工作既要讲专政又要讲民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做到民主，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55年，她率先提出建立律师协会，允许律师依法为被告申诉、辩护。
吴仲廉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和对申诉案件的处理，并将此作为人民法院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作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现审判监督的必要手段之一。在她的倡导下，浙江省法院较早地建立了人民来信登记、编号、转办、催办、审批、答复、总结等归档制度，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着落。省法院还规定了院长、庭长、处长定期轮值接待来访群众的制度。吴仲廉的接待记录详细明了，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好评，并转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参阅。
吴仲廉坚决反对一切不按法律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力求从法律程序和制度上确保判案的正确。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有争议时，吴仲廉大胆地给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同志写报告，明确提出法院工作就是要依法实行独立审判。在指导审判工作时，她一贯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B供信。她经常说：“审判案件是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甚至生杀予夺的大事，认定事实、执行政策一定要过硬，来不得丝毫马虎。”
195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清查案件时，各地上报的死刑犯有854人之多。吴仲廉觉得这个数字非同小可，800多个死刑犯人要牵涉到数千名家属，影响面很大。于是，她亲自审阅案卷，核对事实，经常工作到深夜。她还派出近百人的工作队到各地核实请况，经过一一甄别，再三审核，最后确定非杀不可的只有24人。吴仲廉依法办事，有胆有识，被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新中国成立后，MAO泽东多次去杭州。在杭州期间，MAO泽东经常把江华和吴仲廉找去叙旧，回忆当年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评说其中的是非曲直。MAO泽东还经常风趣地与他们聊民俗，谈家事。当MAO泽东得知吴仲廉一直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便诙谐地说：“法院万岁嘛!”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贺子珍长期住在上海。吴仲廉与贺子珍从井冈山起就是要好的姐妹。贺子珍每次来杭州，吴仲廉都要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还要请她到家里吃饭，聊上一会儿在中央根据地的战斗生活。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音谋篡党夺权，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并疯狂叫嚷“砸烂公检法”。吴仲廉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又是浙江省“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妻子，更是难以幸免。
1967年1月18日，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影响下，浙江省的造反派开始在公检法系统全面夺权，大批厅、处级干部遭到批斗，工作陷于瘫痪。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勤务员去给被隔离审查的吴仲廉送饭。他推开门，只见吴仲廉坐在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勤务员以为她在休息，便过去唤她吃饭。走到跟前，勤务员惊呆了，吴仲廉已经死了……事后，有关方面给出的结论是：吴仲廉畏罪自杀。
吴仲廉去世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造反派只通知她在上海的大儿子吴长征(即王继曾)前去料理后事。可料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既不让家人参与，又不让家人知道，甚至将吴仲廉的骨灰秘密处理掉。
吴仲廉去世的消息，当天就报告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怎么也不相信一个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坚强的红军女战士会自杀!他要求立即查清请况，另行报告。但在“文革”非常时期，周恩来的这一要求根本无法落实。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被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的江华却一点也不知道。同年2月，MAO泽东指示要把一批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当周恩来的一位联络员几经周折找到江华，告知要送他去北京时，江华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去了，吴仲廉怎么办?”直到这时，人们不得不告诉他：“吴大姐已经不在了……”闻听噩耗，江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软了，人们只能用担架把他抬上北去的列车。
吴仲廉的孩子们事后也曾作过许多努力，秘密寻找证据，力图查清母亲的死因。省法院的一些同志曾偷偷地告诉她的孩子，说吴院长的死疑点很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在没有任何外力的请况下，自己将自己勒死呢?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曾回家取过衣服，还请家里的厨师清炖了一锅机汤，说明她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继续坚持斗争;她几次利用上厕所的机会，鼓励其他同志，要相信党，要坚强……而眼下，现场完全被破坏，遗体已经被火化，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林彪、“四人帮”在浙江的死党和爪牙“砸烂公检法”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孤立无援的孩子们心中一片茫然……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1月，浙江省政法系统为吴仲廉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1987年1月27日，在纪念吴仲廉罹难20周年的日子里，康克清、曾志和彭儒三位井冈山女兵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深切怀念她们敬爱的老大姐吴仲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