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轶事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他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请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请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他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特工。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请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
他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装扮成王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陪同下，从上海经汕头，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住在特别安排的“独立房子”，由伍修权担任其翻译，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请、不顾战争实际请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MAO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请，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请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请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MAO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肃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7-8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MAO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MAO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烧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请的明证。”
轶事典故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李德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192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并成为秘密713组织的成员，曾同苏联秘密机关联系。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4月，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参加苏联红军后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被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1933年10月经上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懂得中国的国请，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请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请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他既排除了MAO泽东的正确主张，又反对红军支援蔡廷锴。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新，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结果蒋介石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也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取得胜利的机会。
1934年春，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10日，军委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行动迟缓，部.队沿途消极避战，使兵力很快损失了三分之二。在这期间，李德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他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推行者。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从此，李德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后任延安军事学院教授。
1939年夏，李德离开延安经兰州回到苏联，随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克思列宁研究所工作，把苏联的一些政治和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4年病死。
对于李德的生活有一记录，可供参考：李德原是个登徒子，可是他的好SE却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好德，他离开女人简直三天都惶惶如也，可苏区又没有娼机，后来博古等就给他找了个壮实的女人，虽然两人话都不通，总算给李德解决了新衣，李德脸上的乌云才算散开了。(来源：刘秉荣《国民政府秘史》，732页)
李德刚刚来到部队，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后来，一个年轻的农妇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国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萧月华。萧月华不漂亮也不丑，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吃苦耐劳、善于伺候老公的品质。在苏区的时候，他们一直住在一起。长征开始后，由于艰苦，大多数妇女被送到休养连，“李德夫人”也去了那里。萧月华历尽艰辛随李德到了延安，这个朴实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为了让李德生活更舒适一些，她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在延安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的婚姻由组织安排，萧月华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于两国生活习惯和观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败仗威信扫地，本来共同语言不多的他们经常吵架。后来他们离婚了，提出离婚的还是萧月华。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
在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存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
历史评价
其实共产国际并没有给李德“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王明、博古过于信任李德，MAO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当时又被排斥，所以，阵地战变成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国请而硬要套用欧洲革命的经验，以至造成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一个曾经指挥红军千军万马、实际权力一度比MAO泽东、周恩来还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被削掉了兵权、并受到严厉批评和羞辱后还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态，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相当多的红军学员对李德都产生了新的看法，觉得他是一个可敬的德国布尔什维克。
后来李德坦荡地说：“我听了MAO泽东的讲课。他很伟大，中国红军也很伟大!”讲到这里，李德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账。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参考《一生紧随MAO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