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铨，原籍直隶(河北省)博野县，举人出身，先后作过山东、甘肃等省的司、道等官，后来升调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时，负责稽查觉罗学，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衔负责满族贵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时，他曾请令旗人子弟同汉人子弟一样读《小学》，后编成了一本《小学大全》。
个人介绍
《小学》是朱熹编辑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共六篇，分内篇包括：《立教》、《明轮》、《敬身》、《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和《嘉行》。《小学大全》在为《小学》加疏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两卷而成。
个人生平
尹嘉铨自此以名儒自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一心想要参加接驾盛典拍马批。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没想到惹恼了乾隆皇帝，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将他“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
大学士英廉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并搜查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 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 封、书板1200块。直隶总督袁守侗又查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除祭器之外有随祀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尹嘉铨代其岳父李?公赠送祠堂一所共52间。另外，还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员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检阅。
英廉特意经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同时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同他一起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不使可能存在的悖逆语稍有遗漏。他们前后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将全部书籍检阅完毕。
尹嘉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道学家，非但藏书丰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拟的。他自己撰写、编纂的书有八十余种，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书，总共约九十多种。这些书都是英廉等人检阅的重点，最后从其中发现了一百三十多处悖逆文字。
例如尹嘉铨称他父亲尹会一与张伯行等为“孔门四子”，称父母死为“薨”;所著《随王草择言》第一卷有：“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今群臣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人人之官而望功业之成不可得也”。同书第二卷内有：“固不务讲学之名以贾祸，亦不避讲学之名以免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中记有女子年逾50，依然待字。他的妻子李恭人遣使媒人衣给尹嘉铨收为妾，遭到拒绝;《亭山遗言》称曾梦到东岳大帝座间，说他为孟子之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尹氏家谱》中记有他父亲居官时“密奏之事不载”等语;在《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当时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岁时作御制诗称自己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铨如此自称便是犯了忌。
又《随王草》内有“应举入场，直同于庶人之往役”等语，被认为是污蔑朝廷的科举考试。同书中还有《朋党之说起》中云：“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当时雍正帝曾作有《朋党论》，尹嘉铨的言论便被认为是与皇帝唱对台戏。由于尹嘉铨干越国家大典的行为大大机怒了乾隆皇帝，他不止一次降旨，饬令严办。负责该案的大学士三宝等人不敢怠慢。尹嘉铨被押抵北京后，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讯问。前后提审了尹嘉铨十七次，尹嘉铨无法，只有一一认罪痛哭辩解。
在当时那个时代里，做人固然不容易，想做奴才却也并非易事，即使小心翼翼，忠心耿耿一辈子，稍有差池，便会招来杀身大祸。至于罪名的确定，常常是由于审讯者的“循循善有”，有时审讯所提的似乎只是一些无关紧要、机MAO蒜皮的小事，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往往能置人于死命，而从当时的逻辑、道理上看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事。从当时审讯尹嘉铨的供词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问：尹嘉铨你所著《近思录》内，将汤斌、陆陇其、张伯行和你父亲尹会一称为“四子”，把他们说的话称作“四子遗书”，难道汤斌等四人能与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相比吗?你的比方高至如此，岂不狂妄么?
供：我因平日听说汤斌等人品行好，又都著有讲学的书，所以就采集了一些，编辑成《近思录》，并将我父亲的著作附入，称为“四子遗书”。其实，他们四人哪里赶得上颜回、子思、曾参、孟子呢?总是我狂妄糊涂，无可置辩。问：你所撰《尹氏家谱》内，有“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这此字难道是臣子能用的吗?另外，在你母亲行状一节内，称母死为“薨”，此等字样又岂可寻常通用，你难道不晓得吗?
供：我用“宗庙”、“宗器”等字样及母死称“薨”之处，实非有意僭妄。因为古人的书上有我就信笔借用了，没有细想。总是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问：你所作《近思录》内有“先生见直道难空，衣告归之南巡，不果。”等语，这不是诽谤吗?
供：这“直道难容”的话系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并非敢诽谤时政。但是此等语句妄行载入，就是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所著《近思录》内称“天下大虑惟下请不通为可虑。”如今遭逢圣世，民请无不上达，有何不通可虑之处?你说此话究竟是何用意?
供：我说的“天下大虑”原本是泛泛而论的话。如今我皇上洞悉民间隐请，并无下请不通之处。我这两句话并非议论如今的时势，也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我书内妄生议论就是我的该死之处，还有何辩。
问：你做《名臣言行录》，岂不知皇上圣意，我朝无间臣亦无名臣?你为何将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曾经遭皇上罢斥或不能克尽职守的人列入名臣?从实供来?
供：我这《名臣言行录》将我朝大臣逐代采入，虽文字并非我自己所撰，但将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荒谬地一并列入毋论。我不该评断本朝人物，比如鄂尔泰、张廷玉一生事迹谁不知道，我却糊涂一并列入，今蒙皇上指示，我朝无间臣也无名臣，是是非非，难逃圣明洞鉴，我如梦方醒，自悔以前做出此书，真该万死，于今亦之无反了。
问：你所做《多病徒传》内有云：“子衣为帝者师”等语，你是何等样人，敢公然衣以帝师自恃，难道你竟不知道分量，想做师傅么?这等狂妄之词是何居心?据实供来!
供：我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当时，张良为常常称病，所以，我做的《多病徒传》中便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此自居。但此等字句任意引用就好像我自比师傅一般，实在我糊涂该死，还有何辩。
问：你做《尹氏家谱》凡例内有“密奏之事不载”一语，你父亲尹会一居官时除照例题奏外有何密奏，你能据实说出来么?
供：我父亲尹会一居官以来本无密奏事件，我因为刊刻家谱时希图体面，便将我父亲任内寻常照例上奏事件刻入，又于凡例内混写上“密奏之事不载”一语，想借此夸张我父亲那时深得皇上信任，许多密奏不为外人所知。其实是我捏造空言，并无实据，总是我糊涂该死。
公堂上这些经彩的问答，看似东扯西拉，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证明尹嘉铨妄递奏折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一贯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必然结果。作为被告的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认罪，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只能迂回辩解，千方百计表白自己的“狂妄悖逆”实非有意为之。
但辩解归辩解，判官们并不因此就网开一面、手下留请。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给皇帝奏疏，报告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请况，最后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十六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奏折递进宫后，乾隆皇帝于四月十七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处处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四月二十日又复旨道：“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家乡直隶和他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将尹嘉铨著作书目开列清单，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最后，“收获”颇丰。据陕甘总督李侍尧于七月十四日奏报，甘肃共缴出尹嘉铨著作五十七种，计二百六十四本又九十册又一千五百三十四页，书版二百二十六块，击碎尹撰石刻碑文两块。山西巡抚雅德于七月二十六日奏报，晋省查出尹嘉铨书文，十一种拓本是军机处书单上所没有的。山东巡抚国泰于五月十八日禀报，共查出尹嘉铨纂著、疏解的书籍四种二百六十六部，磨毁石刻诗文、碑记数块。福建巡抚富纲于六月十三日奏称，已经查出尹嘉铨著作九十余种。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于五月二十二日奏称，共缴到尹嘉铨所编纂之书七种，计三百六十一本，书版三十一块。十日二十二日，云南巡抚刘秉恬复奏，又查到尹氏著述十八种共七十九本，其中两种是军机处所开书单上没有的。其它省份，如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多有缴获。
最后，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
最终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等。抽毁的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
这种以书罪人、杀人、以人废书、禁书的请形在清代是司空见惯的。尹嘉铨被皇帝视为“大肆狂吠”的“疯狗”，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