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说起战争的准备，无非“兵”、“粮”、“财”三字。此时，集结在西征军大本营肃州(酒泉)的清军，已经有一百多个营，达七万之众。为了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左宗棠又殚心竭虑搜集了足可供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唯独“财”成了大问题。从河西走廊运粮到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附近，路程是八百五十公里，每百斤粮食的运费就高达二十两白银，差不多是凉州一带粮食原价的二十倍，阿古柏的巢B喀什噶尔更是远在一千八百公里之外，光是出关粮运经费每年约计白银二百余万两，加上西征军官兵的饷银，每年共需经费八百余万两白银——银子从哪里来?
要是时间倒退一百多年，这根本不是问题：西征的费用自然是由大清国库买单。但此一时彼一时，随着湘、淮军等地方势力的崛起，清廷的财权也随之下移到督抚大员手里，战乱甫定，素来作为清廷财源的东南各省都是百废待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此外，虽然左宗棠在“海防”和“塞防”的辩论获胜，主导朝政的“洋务派”依旧“但急洋(海)防，于塞防漫不经意”。1875年7年，总理衙门正式议定海防筹饷办法，有限的资金集中建设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去了，“东南厘金大宗既被洋防占去，其波及塞防者固不能多也。”几番周折下来，左宗棠几乎绝望，感慨西征大业“将如海市蜃楼，转眼随风变灭矣”。
走投无路的左宗棠最后想起了一个人：胡雪岩。
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胡雪岩在办理善后中的“急公好义，实心实力”就给左宗棠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就此结下渊源。1866年，胡雪岩还主持上海采运局务，购买了大批洋抢洋炮装备左宗棠的西征大军。以西征军主力，西宁道尹刘锦棠所部老湘军为例，这支一万三千人的经锐部队(步兵十八营，骑兵七营)，拥有各种来福抢多达两万支。此时的左宗棠在得到清廷“何惜筹备巨款”的绿灯放行之后，又只得请胡雪岩出面，在上海滩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以充抵军费不足。
实际上，当时各洋行的流动资金并不充裕，要借外债谈何容易，连恭亲王奕訢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过，诚如左宗棠所说：“闻今年海口缺银，出息三分尚无借者，不知明年又将何如，已致信胡雪岩，问其如何设法”。
好在胡雪岩就是有办法。早在结识左宗棠之前，胡雪岩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而且，当时上海的外国金融业基本被英国财团垄断，而胡雪岩旗下的“阜康钱庄”又恰好与英国渣打银行有生意往来，于是胡雪岩亲自出面，向其借款。对于敏感的借款对象问题，胡雪岩的态度是：“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在与渣打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中，双方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搞得不欢而散。后来经过几昼夜的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今天已经很难知晓，胡雪岩在密谈中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搞定了这位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但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洋人所标榜的“职业草守”或许也得打个折扣——这位“中国通”居然“入乡随俗”向胡雪岩索要了回扣。
无论如何，胡雪岩终于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为担保，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二百万两，开中国政府商借外债之先例。此后更是如法炮制，依靠自己在上海滩生意场上的商业信誉，先后四次出面向汇丰银行等英国财团借得总计白银1595万两，解决了西征的经费问题。这被左宗棠称赞为：“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
当然，英国人绝不是慷慨到要为左宗棠西征提供财政援助，向他们借钱是要利息的，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当时一般的贷款行请，年息最多不过4%，而西征借款的利息居然超过了10%。在股东大会上，汇丰银行的董事长承认，“从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到1882年，西征借款本金只归还了833万两，利息反倒付出了395万两，差不多占到本金一半。这被当时的《申报》痛斥为“暂救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左宗棠自己也知道借外债打仗属于政治不正确，承认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得西征大业功亏一篑，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