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其早年科举屡试不第，加入湘军后才正式步入政坛，曾参与镇压众多农民起义的左宗棠于花甲之年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建省，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兴办洋务运动后，他大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等一批企业。左宗棠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轻车都尉等职，病逝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文襄”。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除翰林出身外，大臣极少能获得“文”这个谥号，所以对于非翰林出身者的左宗棠而言，能冠以“文”字谥无疑为至高荣誉。
在清代，总督年俸为白银180两、禄米180斛，此外还有16000两白银的“养廉银”，折合人民币约290万元，巡抚年收入略低，约为236万元。左宗棠任职地方督抚长达二十余年间，再加上他持有部分股权，每年都有数十万两白银的合法额外收入，所以他能积攒巨额财产毫不为过，按理说去世后留给儿孙的遗产也定然不少。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据左宗棠曾孙左景伊所言，左宗棠死时，4个儿子每人只分到5千两白银，也就是说左宗棠的遗产也就只有2万两左右，那他之前积攒的巨额财产到底去了哪里?
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宗棠征战新疆时所立遗嘱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知这笔财产的下落。在遗嘱之中，左宗棠明确写道：“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左宗棠年谱》曾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六月，山西、河南大旱，陕西及甘肃庆阳亦饥，公倡捐养廉银万两。其实早在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就提到，他将近年来大部分财产都捐了出去，用来救济受灾百姓。
在日常工作之中，左宗棠常以“不衣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来告诫勉励自己。有一次左宗棠的下属前来拜见他，临走时留下一坛说是自家酿制不值钱的泡菜，左宗棠见礼物不甚贵重，也就收了下来。客人走后，左家人打开坛子一看，发现这原来是一坛黄金。左宗棠急忙命人将此人追回，将“礼物”退回给下属时，顺带批评了他一顿。这种事请并非个例，比如他在担任两江总督之时，好友胡雪岩专门从上海前来拜访，并送了他一些礼物，其中最为贵重的是一架金座珊瑚顶与两支老年人参，左宗棠将这两件贵重礼品退还后，碍于朋友面子只收了一些寻常的食品糕点。西征平叛时，每年经他转手的军饷多达数千万两银，但他对此毫不动心，连朝廷给予他的补贴也一概不受，全数捐献给西征将士。
一心报国的左宗棠不仅自己节俭度日，还教导子弟持家俭朴。成为地方督抚后，左宗棠仍是如此，依旧过着“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的生活。他经常把多余钱财随手散去救济他人，除救济灾民与贫苦族人外，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等。从这些举措之中，不难看出左文襄公的无私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