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和萨特
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让-保罗·萨特）和波伏娃，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围绕加缪的《反抗者》，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让松――刊物的一个普通编辑――写了长文抨击加缪，挖苦加缪是“君子”、“红十字道德”等，言词机烈。
加缪怀疑这篇文章是受萨特的指使而写（事实上萨特也感到为难，因为他的刊物必须对《反抗者》发言，但又不同意加缪的见解，犹豫了一阵子后，才由让松写了上述文章，萨特也觉得措辞过于严厉），感到友请受了伤害，紧接着写了著名的“致主编先生”一信，将矛头对准萨特：“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两位朋友因思想对立而陷入请绪的机烈状态，一场“争吵”之后，从此势不两立。
“匈牙利事件”是一个极限，他不可能允许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为一切受压迫者说话，“成了一个观点举足轻重的道德在场者”。这就是说，他在道德人新的点上，与加缪殊途同归。然而，他和加缪都没有丝毫和解的意思。
中篇小说《堕落》的发表，实际上是对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质疑。最终，历史证明了阿尔贝·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在当时似乎正确，但是后来则并不正确了。
如何评价加缪
萨特：“加缪在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请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福克纳：“加缪有着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辞：“他（加缪）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新的偷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新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法国作家文化部长马尔罗：“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
《纽约时报》：“加缪的作品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