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井冈山时代谁是MAO泽东最为倚重和信赖的助手，当属何长工无疑。老井冈山成员之一陈士榘上将晚年向自己的儿子陈人康回忆井冈山往事时，对何长工钦佩不已。
陈人康后来在访谈录中无限感慨地说：“父亲给我介绍了何长工的历史，我才知道这位井冈山的风云人物还是个知识分子。何长工比父亲大9岁，是湖南华容南山乡人。早在1918年就毕业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同年到北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法国的圣雪尔旺工业学校和比利时劳动大学。1922年初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陈人康认为，凭这样的文化和资历，何长工完全可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但是解放后何长工只是地质部副部长。
何长工的确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过洋，留过学，当过教书先生。
南昌起义，我军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抢。但起义部队打出的军旗仍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为此，MAO泽东认为在秋收起义中，我军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要是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就会严重TUO离群众。MAO泽东还以湖南省委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在MAO泽东的倡议下，何长工亲自草刀设计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秋收起义后，何长工身负重任，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一人穿过白区，前往湖南长沙，寻找党的组织，沟通了这支新起义的弱小红军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何长工不辞劳苦地来往奔波，最终在广东韶关联系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为以后朱、MAO两军会师奠定了基础。
1928年春，MAO泽东准备把队伍拉上井冈山，但井冈山上还占据着山大王王佐的部队。为此，MAO泽东把改造王佐部队的任务交给了政治过硬、文武双全的何长工。
这一任务，无疑是艰巨的。
何长工当时就反复考量：谈经验，自己这方面一点也没有;谈威望，自己只不过是卫生队的党代表，营级干部，职位比自己高的大有人在。
可是，何长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凭着一股子韧劲，他硬把一支劣习成新的农民队伍改造成了红军的一部分，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井冈山的岁月里，何长工诸事敢为天下先，作战勇敢，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1929年的冬天，敌军动用了二十一个团的兵力前来进攻，井冈山上连下四十多天的大雪，平地积雪一尺多深，山谷里的雪可以埋没一个人。
红军将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何长工带领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战斗。
黄洋界上一场机战过后，哨口终于失守，敌人犹如蜂攒蚁聚，叫嚷着冲来。
何长工在弹尽粮绝的请况下，带领所属部队解下绑腿，从悬崖峭壁悬下……也就在这场战斗中，何长工的腿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如果说，一条腿的伤残已经是不小的牺牲，那么，与之相比，何长工一家三十余口人全部为革命献身，那更是莫大的牺牲了。
原本，何长工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曾经参加了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苏区红军代表大会。受地方党委托，携带黄金，从鄂南赶至上海，筹集党中央的经费。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为了他家人的安全，党组织准备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接到上海居住。何长工婉言谢绝。何长工的理由是：他们是湖南人，不懂上海话，上海是白区，容易暴露。实际上，何长工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增加党的经济负担。
就是这种先人后己的想法，何长工的妻儿错过了逃生的机会。
1930年，何长工率部队攻打长沙。
反动派为了胁迫何长工就范，将何家三十余口亲属扣为人质，在没能达到目的的请况下，残忍地将这三十余口全部杀害了。何长工泪雨滂沱，仰天恸哭!
何长工先人后己的经神还体现在对待工作的态度上。
很多人在工作中只能看着自己的官职一直升上去，如果偶有下降，就会闹请绪，请难自抑。何长工却有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坦然面对组织的安排。
土地革命战争时，何长工的职位就时而由小到大，时而由大到小，他毫不介意，干一行、爱一行。
他是个留洋生，能说会写，能力极强。秋收起义时，他由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口的县团防局团总，骤变成警卫团一个小小的班长，却一点也不以为意。他从班长、参谋、卫生队党代表、团党代表、红八军军长，逐渐递升，一步一个台阶。解放后，他的部下，有的与他平级，有的还高出于他，他也坦然面对。他把职务看成是党的事业，从不摆老资格，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从严要求自己。1955年解放军授衔，按照何长工的早年经历，可评大将，但因为他已TUO离了军队职务，在地方部门工作，就没有参与评衔。
何长工还在1977年不远千里返回井冈山探访王佐的后人。在临终前，他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给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而2006年年初，何长工的遗愿终于实现，袁文才、王佐已经完全被作为革命先烈来纪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