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丁盛将军回忆录》，觉得该书平铺直叙，虽然谈不上全面完善，但起码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穷人的孩子，从士兵到将军的英勇历程，也可以从中莫索出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
丁盛冤案不能翻的玄机：到底因为何事?
该书的封页到也经确地总结了丁盛的一生：“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民为落难英雄。”
回忆录中关于丁盛在文革之前的历史，无论是叙者、作者和迟泽厚的附文也都没有大的异议。为其鸣不平和深感冤屈的恰恰就是在1977年3月24日以后。
我们现在从众多的回忆文革的文章中，给人的影像就是文革如何惨无人道、如何栽赃陷害，但是通过《丁盛回忆录》，我们却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即使是犯错误和犯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愿意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MAO主席和当时的共产党都会给予改正的机会和出路。
象邓小平这样的第二号走资派头子，MAO泽东的共产党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复出”的机会，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恰恰是文革后，象丁盛这类对革命有着显著贡献的功臣，因为冤假错案而遭到惨无人道的待遇。
在1971年913事件前，MAO泽东南巡时在长沙与丁盛、刘兴元的著名谈话，就再次表现了MAO泽东作为一个领袖，爱护干部，对在路线斗争中可能犯错误的高级干部给予及早的帮助和批评，不要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时甚至是非常直接的棒喝，例如“1971年8月，在长沙，MAO泽东指着我：‘丁盛、刘兴元，你俩跟黄永胜的关系这么好，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丁盛回忆录》p219)。
但是丁盛对MAO泽东的讲话，当时并没有立即的表态，到底是与党中央、MAO主席保持一致呢?还是怀别的想法，其暧昧的态度，难道不让处在异常凶险的政治斗争的另一方产生疑问吗?可是直到丁盛出了这本回忆录，他任然对MAO泽东对他的提示和帮助，不仅没有正确的认识，还抱有些许埋怨的心态。
在913事件之后，丁盛也被审查，但是当证明与林彪集团没有瓜葛之后，1972年3月，他仍然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3年12月，经MAO泽东、中共中央批准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并没有因林彪事件而受惩处。直到1977年3月26日，被后来的华国锋权力当局停职审查，“1982年10月29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出丁盛的党籍”(《丁盛回忆录》p307)，开始了他的蒙冤暮途。
丁盛之所以被被勒令退出现役、开除党籍，其最大的罪状是：“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
《丁盛回忆录》在为丁盛鸣冤喊屈时，虽然为自己列举了许多的功劳和被冤屈的事实，但是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和该书的作者都漠视或不明白政治的现实。
也可以发现许多当年参加革命的一些“老干部”，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和觉悟并不明确和清晰，阶级斗争的警钟并没有让他们惊醒。
该书所记述和附录的丁盛叙述的材料，千方百计地试图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揭露一些“四人帮”的所谓“罪行”，或者江青到广东的一些机MAO蒜皮的生活小事来表明丁盛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结果，只能让读者感到该书的幼稚和对政治的极端不成熟。
另外又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因为华国锋后来成了“落魄王孙”，所以，作者就以华国锋为靶子，将丁盛的被冤屈当成了丁盛与华国锋的个人恩怨，或华国锋的心胸狭隘所制造的“冤假错案”。
但是，丁盛被最后宣布“退出现役和开除党籍”的时间是1982年10月29日。而华国锋早在两年前，都已经是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境地。
如果丁盛的“冤案”能翻，那么当初逮捕“四/人帮”的“起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推翻了强加在“四/人帮”头上的不实之词，也就让现在窃据高位的王公大臣失去了存在的“法理依据”。所以，丁盛之冤案是万万不能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