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伊里布(1772—1843年)，清朝宗室、大臣，字莘农，满洲镶黄旗人，议政大臣巩阿岱六世孙，宗社党首领良弼的祖父，签署《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早年历任通判、知府、知州、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以及陕西、山东、云南巡抚，在任上以清廉闻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调任云贵总督、协办大学士，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调任两江总督。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伊里布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浙江沿海的军事行动。其后被弹劾撤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清朝政府重新启用伊里布，命其协助耆英抵抗英军，最终签署了《南京条约》。
南京签约后，伊里布被任命为广州将军、钦差大臣，负责在广州办理战后事宜。伊里布到任后，发现广州民心不服，英国又多有B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伊里布即忧悴而死。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敏。
人物生平
早年官途
爱新觉罗·伊里布生于清朝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六年(1801年)中进士，授国子监学正职，后来出任云南府南关通判，历任澄江知府、腾越知州，并且能与当地土司保持良好的关系，受到云贵总督伯麟的推荐。道光元年(1821年)，跟随云贵总督庆保镇压永北少数民族叛乱有功，代理永昌知府，不久升任安徽太平府知府，此后历任山西冀宁道台、浙江按察使、湖北、浙江布政使等职。道光五年(1825年)，伊升任陕西巡抚，后又先后调任山东和云南巡抚，以清廉闻名。
道光十三年(1833年)，伊里布升任云贵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头衔，次年调任两江总督。
防卫英夷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英军侵占定海，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因定海失守，办理不善被革职。七月，道光帝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筹办进剿。伊里布慑于英军的船坚炮利，竭力散播悲观论调，认为英军实在不是小弱的，而且船只高大坚厚，炮械非常猛烈，想要击破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集中兵力，只怕是难以制胜。抵达宁波后，他又空谈造船炮，上奏调闽粤两省的水师，借以拖延时日，对收复定海毫无作为。定海的人民自发进行反侵略斗争，六、七月间，先后捉获汉间闻吉祥、布定邦及“黑夷”(印度雇佣兵)六人。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中旬，懿律率舰北上白河，向清政府投递照会，提出赔款、割地和鸦片合法贸易等无礼要求。八月四日，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大沽口与懿律会谈。十三日，伊里布上奏道光帝，认为英国已到了天津向朝廷控告，浙江更不应该冒昧轻进，以致两国出现不协调的局面。他与浙江提督祝廷彪和随营效力的乌尔恭额商定，若英国人呈递字帖，要代为进呈朝廷，只有这样才回出现“有征无战，永靖海疆”的局面。当时，定海义民包祖才兄弟有擒英军军官安突德送到了宁波，八月下旬，英军大船一只，舢板船二只，驶入慈溪、余姚、上虞、会稽境的中国内河烧扰，受到当地军民袭击，先后俘获英军军官晏士咑喇打厘等二十余人，伊里布对安突德和这些战俘，优待备至，企图以此来博得英国侵略军的好感，并且停止进攻。
天津会谈后，道光帝飞示伊里布如果英国的船只只是在此经过，或停泊在外洋，不必向他们开放抢炮。伊里布立即表示英国人的船只马上启程回广东，听候查办，表示出俯首帖耳的样子，浙江更不应该轻易出击，导致事请不好收拾。他认为抚驭外夷之道，首先是要示之以诚，如果能够先服其心，那就能渐渐地迫使他们退去，因而向道光帝提出以释放俘虏作为英国交还定海，撤退兵船谈判的有饵。后来，伯麦来文要求释俘，他便提出撤退兵船，交还定海，再奏请释放。
妥协退让
道光二十年(1840年)，懿律从天津回到定海，九月六日来文，要挟释俘，但对撤兵归地，一语未及。次日，义律带马儒翰到镇海海滨谈判，伊里布与福建提督余步云、浙江提督祝廷彪在东岳宫设宴招待。当时，衢州守备周光壁愤于英军军官骄横无忌，想要将其斩杀，被伊里布制止。懿律要求释俘，对归还定海，表示待释俘后另行商办。伊里布屈从于侵略者的压力，向道光帝提出所谓“权宜”之策，即使英国只撤兵一半，也不能不商量着释放他们的俘虏，以期迅速了结。
当时，林则徐曾密奏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成壮勇，约期举事，歼灭进犯的英军。道光帝著伊里布查明之后详细地上奏。伊里布认为兵勇人少则不能敌过英军，人多则英军必要生疑，所以林则徐的建议不能实行。十月一日，他派家丁张喜，以六品顶戴，率员并携带机鸭牛羊前往定海犒赏懿律，告诉对方林则徐已被革职，两国将罢兵修好，还收受英军回送大呢、哗叽、洋布、千里镜等物。十三日，伊里布擅自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承认英军继续占领舟山及附近小岛。十九日，义律、马儒翰带三千人去广东，胞诅仍留三千人驻守定海。当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要求乘机收复定海，伊里布不准。而且，他还向道光帝奏称英国人的言行甚为切实，不致到了爽约的境地，并提出英国兵船既然已经撤去一半，所有浙江的防兵，也应该酌量裁撤。于是，他下令将安徽、福建调来的客兵全数撤回，浙江本省原有防兵进行大量裁撤，共撤防兵五千六百人，而且水勇、乡勇亦均被遣散，引起浙江人民的极大愤慨。二十三日，镇海士绅、渔民、船户和商人散发传单，聚众一千余人，前往伊里布行寓请愿示威，反对撤兵妥协，并要求驻军坚持抵抗，保护人民安全。
伊里布不顾浙江人民反对，坚持妥协、投降，与广东琦善相勾结，彼此书信来往频繁。二人极力鼓吹失败主义论调，一唱一和，密切配合。十一月二十一日，琦善奏报广东会谈，义律提出另行划给英军一处才能退还定海，此举引起道光帝的不满。道光帝著伊里布一定要通加围剿英军，不要有一点示弱。十二月七日，道光帝又谕伊里布将英军剿灭，并令所撤防兵，留浙备防。伊里布拖延观望，畏敌拒绝进兵，竟然向道光帝奏称“制夷之策，在严守不在力战。十九日，道光帝再谕伊里布，兵贵神速，一定要一鼓作气消灭英军，如果再有闪失，惟伊里布、裕谦是问。即使这样伊里布始终按兵不动。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三日，琦善擅自与义律议订《穿鼻草约》。三日、六日、十日，琦善连续向伊里布发来书信，并向他偷露人心恍惚，战守两难，不得已代奏英国人的提议。十一日，伊里布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公然为琦善出卖香港行径辩护，他说：“广东现在的请形，已经说万分紧迫了，琦善允许英国人的提议，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对进兵收复定海，他更是灰心丧气。他说：“江、浙两省的军队，大多是无能怯战的，想要进剿一定要经锐之师。如果这样一旦失败，就会使得英国人更加骄横，国内将人心丧失”。他的说法被道光帝斥责，改命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进剿，著伊里布星夜回两江总督本任。闰三月，命伊里布回京听候谕旨，所留下的两江总督一职，由裕谦补任。四月，将伊里布押京传讯。六月，降旨交大臣商议定罪。不久，伊里布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
签约病死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月，英军照会道光帝，双方想要议和，必须派伊里布前去。二月，浙江巡抚刘韵珂以伊里布为英军所认可，奏请发至浙江军营效力，以使英军不再向内地进犯。重新起用伊里布的消息传开，浙江军民十分不满，为此而议论纷纷。但这时道光帝已决定对英妥协求和，便赏给伊里布七品衔，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并命奕经设法与英国交涉，不要让他们再蹂躏地方。伊里布四月初二日抵杭州后，串通爱新觉罗·奕经、刘韵珂力主“抚夷”缓兵，直接与英军书信往来，一再向他们表示愿奏大皇帝再定章程，受到耆英等人赏识，从而成为大小事件都要亲自决裁的决策人物。并且，被耆英派往乍浦向英军乞和，但人未到，乍浦已于九日被英军攻陷。伊里布主张停止向侵略者进击，并且，主动派人将十六名战俘送往乍浦、镇海，归还英军，企图藉此赢得英军的恩信，求其解仇通好，但英军并不予以理会，继续策划进攻。五月，道光帝赏伊里布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当耆英得到道光帝“相机办理，不必强攻”密旨后，便授意伊里布急调其家丁张喜前来向英军讨价还价，加紧乞降活动。这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等代表清朝政府同英军统帅璞鼎查在下关江面英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同年九月，道光帝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赴粤办理中英交涉事宜。十一月六日，广州爆发焚烧夷楼事件。道光帝即谕对人民群众的反抗侵略斗争进行镇压，强调英国刚刚被安抚下去，边境不能再启战端，并著伊里布至粤，务使英国人信服，不至于还有所藉口，导致妨碍了朝廷的抚局。当时，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日益高涨，爱国士绅和民众以“举义兵复仇”相号召，纷纷利用社学，组织人民武装进行草练，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声势非常浩大。伊里布千方百计压制人民反侵略斗争，不许百姓进攻英国人，声称皇帝的谕旨不可不遵，不能再次挑起冲突。他遣散壮勇，逮捕爱国知识分子钱江、何大庚入狱，机起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伊里布在广东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的高潮中，惊忧病死。
人物评价
《清史稿》：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
许增纮：伊里布是鸦片战争中著名的投降派人物.他与耆英一起，在江宁议和中力主对英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其后，他到广州又极力压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他进行历史的批判，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为他是投降派，就任意贬斥，似乎他在娘胎里就注定是投降派似的。对投降派的批判，也应该实事求是。如果我们对伊里布作一番历史考察，就可以发现，在鸦片战争中，他第一次被授予钦差大臣去浙江查办“夷务”期间，所确定的对付英军的方针和采取的战守措施，是不能一概加以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