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叔段之乱，是《春秋》一书第一年所记载的唯一一件与鲁国无关的事件，原文为“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而《春秋》据儒家所说，为孔子亲自笔删鲁国旧史而成，被认为包含了儒家的经神，即所说的微言大义。而作为儒家《春秋》学的三个代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此有各自的评价。但基本都认为郑庄公与共叔段都有过错。
《左传》认为，“郑伯克段于鄢”中，共叔段超越了一个做弟弟的本分，所以称段而不是弟。而郑庄公则没有完成教导弟弟应尽的责任，并故意放任共叔段，以期其走上造反的道路，所以称之为郑伯而不是兄。而共叔段后来的行为如同另一个国君，所以郑庄公平定共叔段，要用打赢敌国采用的“克”字。而最后，共叔段出逃却不说，则是史官也不好下笔来写这件事。
《公羊传》则认为，之所以说“克”，那完全是为了强调郑庄公的恶。而郑庄公的恶就在于，明知道母亲喜欢段，而自己却要杀掉段。而自己明明要杀掉段，那当初还不如不给他封地。而作为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称职为弟，那是因为他能匹敌一国之君。此外，为什么写清楚地点的原因也是为了强调共叔段这一点。因为按照春秋来说，如果这种讨伐的事请发生在都城以外，而且被讨伐一方能匹敌一国之君的，那么就要写明地点。以此来体现孔子的微言大义。
《谷梁传》则从另外的一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之所不说杀，而说克，那是为了表示，共叔段当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追随他。而之所以称庄公为郑伯，那是因为国君如果杀了自己的嫡长子或者同母弟，那么就称呼其爵位。所以从这里也就能看出，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了。而共叔段被称之为段，而不是公子段或者弟，那是因为他所作的不符合一个公子和弟弟所应有的行为。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孔子对于共叔段的批评程度要超过郑庄公。而记载地点，是因为表明共叔段已经逃离到远离国都的地方，这就说明郑庄公做的过分的地方。而郑庄公这时不应当继续追杀，而是应当采取兄弟间相亲相敬的道德方法来处置共叔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