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他病逝台北，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最后定居台北。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
关于这个问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给出的答案是：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所以既不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亲近。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轮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做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MAO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可见大千先生当时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否则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那么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呢?
刘力上这样回答：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不信谣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
据传，当年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张大千听后高兴地说：“好啊，咱们一起去吧!”可是张大千稍后又踌躇片刻说：“我一走，我的家人怎么办?王陵基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军阀王陵基的捣乱迫害，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析张大千离乡赴台的原因，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剖析，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看得更为偷彻：“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说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许活不成。他所依附的‘达官贵人’怎么也要把最后的大师从成都带走。”故而张大千要在成都解放前夕，搭乘张群亲自签署批准的军用飞机飞往台北。
那么为何张大千至死也没再回大陆呢?
新中国成立后，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先生说，上世纪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总理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二万元给张大千回来后用。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据画家张仃回忆，1956年，他以装帧设计家身份随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参加法国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又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再参加文化代表团，团长侯德榜，副团长冀朝鼎，团员有作家李霁野、何家槐，画家王雪涛和他，音乐家郎毓秀。恰好赶上了张大千画展在巴黎举办，代表团去看了画展。期间与张大千有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赵无极家里，由张仃出面邀请了三位旅法画家，一位叫常玉，一位是潘玉良，还有一位是张大千。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彼此介绍一下海内外的请况，实际上是一次莫底会，莫底的结果是常玉想回国，但怕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潘玉良也想回来，又怕过不惯大陆的生活;张大千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第二次是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在一家华人餐馆开了一个小型艺术家的宴会，张大千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冀朝鼎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建设请况，欢迎海外的艺术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1981年，谢稚柳在谈到了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时，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二是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张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新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新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一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经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张大千自述：50年代初，他旅居印度大吉岭，曾接到齐白石的一封信(由香港友人转交)。信中“先是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一个‘然而’大转弯，齐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两张画给我，问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设法卖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张大千阅信后，“赶紧请香港的朋友代我汇一百美金给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齐白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画家了。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
此外，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根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一房如此，其他两房也不少。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衣。
不过，张大千浪迹海外三十多年，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穿中国衣，吃中国菜，说中国话，读中国书，画中国画，无论身居何地，不入外国籍，保留中国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