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学术主张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SE,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新,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衣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新,吾曹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同时林纾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种种弊病,反对墨守成规,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并提醒人们,“盖姚文最严净。吾人喜其严净,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专于桐城派古文中揣摩声调,“亦必无经气神味”。他认为学桐城不如学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并以为在学习中应知变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
如何评价林纾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后来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中肯的评价。倘若林纾能在翻译创作盛期用白话文翻译小说,将会有更多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读到外国文学。
林纾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请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