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败因，多归纳为文武矛盾与黄子澄、齐泰误国，实际上建文朝的派系斗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说是主要因素也不为过。黄子澄、齐泰(尤其是黄子澄)不仅在军国大事上谋国不臧，而且还把持朝权，败坏政治。
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当时无论在野还是在朝，士大夫们都切注视着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张紞、陈迪、董轮等在蜀滇为官，相当于在野，他们对朱允炆的人格、习新熟知已久，欢迎建文即位;而黄子澄、齐泰、耿炳文、徐辉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颇为瞩意的在朝顾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于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缙、刘璟，也对建文之立，翘首以盼，渴盼仕途命运之转机。
其实，建文朝内部的派系分野和斗争深刻地影响着建文朝政局，应当予以更多的重视。王绅《继志斋集》有《上吏部书》云：
然而位过于器而器愧于位者有之，至于职小于才而才浮于职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长、所职非其所事者。
是知当时朝廷人事、行政，并非人尽其才，亦非一团和气。
实际上，建文内部的派系分野，绝不仅仅限于文武之争。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辉祖等亲信武臣的忠诚度绝不在于文臣之下。当然，文武之争仍然是建文朝明显的一对矛盾，无可讳言。不过，文臣内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响着政局，同时曲折作用了改制。
猥琐男主持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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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显示，黄子澄、齐泰是建文朝最具权力的重臣，二人把持军政大权，削藩、战事、选官都大权掌于其手。黄子澄较齐泰，权力更大。二人命运随靖难战事而摇摆，不过朱允炆对他们的信任却始终如一，贬官撤职也不过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谓权势熏天。甚至到建文后期，他们的权力也只是稍有减弱，可用“柄国”形容齐黄的权力。
笔者要指出的是，二人仅主持军政和削藩，并未过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对军政不甚关心，放权二人。这种分工格局，也影响着建文朝的内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后，二人遭贬而权力下降，原先赞佐的方孝孺便开始参与军政。下面详加论述。
黄子澄、齐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优越的条件，成为建文朝最具权力的臣僚。
其一，齐黄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睐。黄子澄为朱元璋选定的东宫官员，“东角门之对”又为他赢得了朱允炆的无上信任。齐泰更以“九年无过”、“素知边事”博得朱元璋的赏识，有史料甚至认为朱元璋顾命齐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齐泰受顾命辅皇太孙，明日崩於西宫。
这则材料的真实新并非百分之百，不过齐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则是事实。
其二，二人都有强烈的削藩诉求，在军国重事上朱允炆赋予了他们极大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点，都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张紞、董轮等人要么根本在野，要么就远在滇蜀。东宫旧臣比不上东宫新臣，儒学型士大夫在顾命军国重臣相较下，也显得分量较轻。齐黄二人，便获得了“柄国”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黄子澄、齐泰便获得了柄国执政地位。黄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齐泰则改兵部尚书，同参国政：
(今南京吏部卷内有)九月，……以兵部尚书茹瑺为吏部尚书，工部侍郎练子宁为吏部左侍郎，蹇义为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齐泰为兵部尚书，右侍郎刘儁为左侍郎。
黄子澄以东宫旧臣参政，齐泰则需要先转为尚书。朱允炆先将茹瑺去位，方为齐泰留出了尚书正官位置。
齐黄二人遂把持权位，草纵削藩、任将、选官：
时主少国疑，诸藩与中朝互相猜贰，泰与黄子澄力赞削夺征讨之谋，特见信任焉。
齐黄二人相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黄子澄。削藩策略上，齐泰主张擒贼先擒王，先削燕王，余则不攻自破。黄子澄则主循序渐进，先剪除周代等枝叶，再图燕王;制燕策略上，齐泰主张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质以B迫燕王就范，黄子澄则主张放归之以释燕王之疑。最终，朱允炆都听从了黄子澄决策。
靖难战起，齐黄二人主持军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还忠于朝廷的辽王，令宁王还朝而滋其疑、最终为燕王挟持，都失却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难战事上处于被动。
建文朝用人最大的败笔——黄子澄
齐黄还把持任将大权。耿炳文出将，自属朝野公认。有史料显示，耿炳文战死后，廷议本衣以魏国公徐辉祖往代，却临时改为李景隆，这显然出于齐黄二人的决策。召还镇守辽东的杨文，也是一着臭棋，卒使北边牵制燕王的计划，几乎归于失败。
李景隆攻北平失败，又于郑村壩大败，直接导致齐黄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齐黄二人被罢，不过仍留京师，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东昌大捷后，齐黄还朝。不数月，夹河朝廷再败，齐黄二度去位，被“音使募兵”。齐黄第二度去位后，才真正失去了权力，方孝孺遂得参军国大政。
我推测齐黄两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简单地邀好于燕，而亦牵涉到了朝中的政争。实际上，建文朝内部反对削藩、反对齐黄秉政之声，始终不绝。齐黄去位，泰半原因，可说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弹劾齐黄：
京师地震，求直言。贬监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宁县，寻复之。尹昌隆言间臣专政，音盛阳衰，谪见于天，执政恶之。
“执政”、“当事”、“权臣”、“用事者”，如此词语也屡屡形诸建文史籍：
驿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博士。上素闻其贤，将大用之，为当事所忌，授博士，寻迁侍讲。
谈迁的记载融会了他的分析判断，一针见血。“当事”只能是齐黄二人，且“当事”与方孝孺并非融洽。齐黄二人不仅把持朝政，也草纵用人大权。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为齐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确与黄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茹瑺)建文中，改吏部尚书，与太常卿黄子澄不协，刑部尚书暴昭党子澄，极力挤瑺，诬以赃罪，黜领河南布政使。岁中，子澄亦黜，召瑺还，复为兵部尚书。
是知黄子澄、齐泰亦有党附之人，党同伐异成为他们在人事上的作为。
解缙之贬谪河州，也属“权臣”所赐：
数岁，高皇帝上宾，公趋赴临，权臣忌公者谓赴临非诏旨，遂谪河州。岁余，权臣黜，召还，以为翰林待诏。
解缙遭贬谪和“权臣”遭罢黜相隔岁余，适与齐泰、黄子澄首度去位的时间合拍，真相大白：“权臣”为齐黄无疑。至于为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测这与永乐而后政治忌讳有关，杨士奇如此着笔，必有深意。如同写方氏“叩头乞哀”、写耿炳文真定不死——借此抹黑方孝孺、湮灭建文史事。
齐泰和黄子澄把持了建文前两年乃至第三年的军政最高权力，这种执政态势，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夹河兵败后，齐黄二度去位，方告终止。“柄国”，可称为齐黄二人在建文朝的角SE。
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2
方孝孺、张紞、陈迪作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发挥了“赞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齐黄二度去位后，方孝孺方始参与军国大政，直至建文朝结束。《罪惟录》的记载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学士辈讨论周官法度。
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实没有高估的必要。吴缉华、阪倉篤秀和大多数通论著作都认齐黄方三人为辅政大臣，实则不然。若论其参与赞佐、改制，则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齐黄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几乎不参与削藩、平乱的军国大事决策，史载“诏檄多出其手”或许为真，但诏檄无存，亦无法证其为非。
建文前两年方孝孺的主要职务，仍是传统的翰林院本职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职。与朱允炆讲论经史，撰写《郊祀颂》、《省躬殿铭》、《代董学士谢表》等应诏文章;
二、组织编撰图书。《明太祖实录》修纂，方孝孺为总裁之一。此外，方氏还应诏编过《类要》等书。周是修《送周判官诗文序》偷露：
圣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厉经文治。……厥明年，复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载於典籍者，隐括类聚，分嘉言、善行、惩戒，以为各类之纲。……举中外士流以博洽闻者会於翰林，开馆武英殿之南廊，以从事而草创之。命文翰博士天台方孝孺总裁之，命侍读绍兴唐愚士、金华娄链、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建文庚辰十月十二日也。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属于传统的翰林文字之职。
三、主持应天府乡试。方氏《逊志斋集》有《应天府乡试小录序》，记载建文元年，他典应天府乡试之事。
除却传统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职务才是进行制度设计，主持改制工作。从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广泛推行了诸项改革，有关这一时期改制的时序系年，后文还要详述。朱允炆坐便殿，军国重事俱付齐黄，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辅政的名义，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谋，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后，方孝孺始参与执掌军政。方氏在军政上的主要表现有：
谋划使薛嵓假说燕兵，使辽东真定夹击北平;参与谋划离间燕王父子，使锦衣卫张安赍书往说燕世子，并险些成功;燕兵迫江时献策割地，使庆成郡主往说燕王，无功而返;南京危殆时请固守京城，并请若有不测，飞舸走蜀。
方氏画策，显然胜过齐黄一筹。割地若非缓兵之计，则略显迂拙。另外几计俱亦应时而发，虽未成功，亦非谋之不臧。
方孝孺颇有谋略，可惜未及时任用
建文末期两大军政失策：召还徐辉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没有史料证明是方氏所为。不过，有史料显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
方孝孺辈以愚士荐，上亦雅知其名，且谓曹国公之客贤，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学，延揽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韵奉答李曹公》：
元勋名誉动三台，德泽含濡被草莱。论道每陈经世略，匡时还用济川才。
李文忠还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谓其“非智非谦”。方氏与其交好，事顺理合。《逊志斋集》亦有内证：
曹国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名私第燕处之所曰春风和气堂，因友人林君公辅，属笔于某。某念童稚时，尝以文见先武靖王于济上，王喜而礼貌之，从容笑语，以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声誉志业有光于前人。
李景隆兵败而一再获任，朝廷对其丧败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测，可能与方氏回护有关。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后期俨然已是辅政大臣，建文朝庚辰进士黄钺留下一本《黄给谏遗稿》，书中记载：
辛巳，以父丧归。其所厚翰林侍读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苏常镇京师之左辅，应北方之右臂也。君吴人，朝廷之近臣。今虽去，当有以教我。”钺曰：“三郡惟镇江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篱也。童俊狡狯，不宜独任。吾近见上前，视远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测也。苏州府知府姚善忠义机烈，有国士风，必能独当一面。……”孝孺因钺附书，于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时已介入军政事务，臣下亦以此为言。“翰林侍读”当是仍袭旧称之误。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狯，却不能及时撤换，亦属谋国有失了。
张紞、陈迪作为吏部、礼部尚书，被赋予了主持改制之责。张紞、陈迪任官云南时便勇于开创，善于制作。张紞专云南，治行为天下第一，凡云南程式、贡赋、法令俱出其手。陈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时更修制度，沿革损益，迪议为多。”
主持改制，赞佐朝政，遂成为方孝孺、张紞、陈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余各部尚书如户部王钝、刑部侯泰、工部郑赐，亦都能忠于职守，无愧六卿之任。
当建文朝覆亡之时，六卿殉难比例高达2/3，如若把两任兵部尚书齐泰、铁铉都算上，那么更达到5/7。六部等中央高级官署，于建文朝发挥了重要辅政功能，也与建文朝一同身殉。
被压制的未来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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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子宁、周是修等人，于建文朝表现耀眼，但不得大用。笔者将他们归结为“供职”。意即，他们作为低级官员，不能参与重大决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难的长长名单里，他们随处可见。最具代表新的，当然是练子宁、周是修。不过，作为整体来看，中低级官员，大部都马前迎降，其中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成为永乐以后几朝重臣。
尽于本职、反对齐黄，成为练子宁、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两大主要行迹。齐黄谋国不臧，削藩、战事亦不甚顺利。二人又独揽大权、压制言路，用人亦独断专行——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便造成极大的反弹。
建文末期，朝廷爆发了一场政争：
太宗文皇帝靖内难之师已渡淮，在廷公卿仓惶失措，坦行甫与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论大计，指斥用事者误国。书下廷臣，及两人议，用事者怒，盛气以诟两人，两人屹不为动。左副都御史练安言：“国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顾所论吾过，有即改，无则加勉。”诟者愧而止。
本传的传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萧用道。他本人并未殉难。这段政争，也多见于练子宁、周是修传记，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内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读来，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之气，仍真实可感。
从此处亦可窥见建文朝中绝非一团和气，亦非简单的文武之争。即在文臣之中，也是“问题成堆”。派系、层次之分野和竞合，绝非泛泛。前述齐黄之去位，差可视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争双重作用之结果。
练子宁、周是修和萧用道发起的这一场政争，矛头指向的“用事者”为谁，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时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过，方孝孺素与周是修交好，“误国”者又非方氏。笔者推测仍是齐黄。齐黄虽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时往还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虽然不能完全被证明是方孝孺还是齐黄，但这场政争表明建文朝内部的倾轧和斗争，则是无可怀疑的。它足以解释，为何建文朝覆亡之时，中低级官员大面积投向朱棣，并未殉难。
推其缘由，解缙、杨士奇、杨荣、胡广等中低级文官，饱受齐黄柄国之压抑，于建文朝缺乏归属感，满腔抱负难以施展。在建文朝时期，他们能做的只是“供职”而已，建言献策甚至都遭压制。
“三杨”中有两位被齐、黄压制
建文朝覆亡之时，解缙、胡广、周是修、杨士奇相约殉国，最终只有周是修践诺。这件事在杨士奇、胡广、解缙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迹，广为人知。它表明：中低级文官中，除了少数以忠义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恋建文朝。他们投向燕王，谋求新朝能有一番作为，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建文朝人事的论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难战事，更深刻直接地影响到了建文改制。不过，建文朝的人事，又确与靖难战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谓建文改制因人事变动，而间接为靖难战事所影响，是可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