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他的《与陈师中书》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柏杨认为：“中国对妇女的贞草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程颐和很多人都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给狭窄化了，实际上朱熹当初的这个观点并非专门针对女新提出来的。他的这套理论学的主要思想宗旨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套做人的哲学学说，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朱熹本人从来没有针对女新提出些什么具体要求，更没要求女新要把贞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针对君子和大丈夫提出来的，是宣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新和节草意识，所指的是一个男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人生观、生死观的问题，是对男人较高层次的经神要求。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的“富贵不能Y，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样，表现的是对个体经神价值的认识，显示了一种藐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和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自主人格。这既是孟子坚守仁义节草的自我写照，又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守正义、刚直不阿、英勇奋斗等优良传统的概括和总结。这种大丈夫气概，成为鼓舞人们为正义而英勇奋斗的经神力量，对后代许多刚直不阿、忠贞不渝的志士仁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人，他生前的“衣带诏”里是这样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清之际的洪承畴就因为缺少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舍生取义经神，所以当了汉间，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毫无气节可言，成为民族的败类。而年仅十七岁的夏完淳却能始终坚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高尚经神，和文天祥一样保持了自己的气节和尊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他们正是因为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义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经神脊梁。正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刚强坚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誓不低头的气节，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血新。
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生，我所衣也，义，亦我所衣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经神内涵是一致的。它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强暴的经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骨气。
所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指的是一种经神气节，而不是轻视妇女、灭绝人衣的封建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