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晋阳起兵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在很多人眼中,李唐的“晋阳起兵”是这样的:太原留守李渊,喝醉了酒,一不留神睡了晋阳宫皇帝的女人,不得已起兵造反,随后一路旗开得胜,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攻入了大隋京城长安,成功建立了大唐,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认为李唐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时机好、运气好,将李渊父子的创业过程,理解为毫不费劲和一帆风顺。但是,历史真相是这样吗?
“天时”——“晋阳兵变”前全国的形势分析
公元604年,隋朝太子杨广继位登基,是为隋炀帝。杨广当上皇帝之后,一改做太子时恭敬节俭的伪装,原形毕露,奢侈铺张、大兴土木,好大喜功、四方征伐。隋文帝创下的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和谐的大好江山,被杨广折腾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一是猜忌威B皇室重臣,导致朝廷内部动荡。文帝杨坚刚刚被害,杨广就伪造文帝的敕书,赐死原来的太子、自己的哥哥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也全部先后被害。
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也是杨广夺嫡的主要推手,606年病重时,被杨广B死。德高望重的老臣高颎,因反对大修长城,被杨广处死。被处死的还有礼部尚书宇文弼和贺若弼。另有一批朝廷重臣,如尚书左仆色苏威、内史令萧琮等人,也先后被罢官。隋朝的皇室宗亲和朝廷的元老重臣,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无心朝政。
由于杨广的猜忌清算,王公贵族纷纷造反。杨广登基仅一个月,文帝杨坚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因杨广杀害故太子杨勇,在太原起兵造反。杨谅自597年开始,就出任并州总管,管辖着山西、河南、山东的52个州(全国是241个州),实力强大,兵经将广。后来被隋朝大将杨素镇压,杨谅的党羽数十万家庭受到牵连。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造反。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因杨广害死自己的父亲,替父报仇而造反。
二是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导致民生凋敝。
营建东都。大业元年(605年),刚登基的杨广就开始营建东都,并且追求极度奢华壮丽。据《食货志》记载,每月征用的民力达二百万人之多,规模宏大,可想而知。同时要求工期紧急,被征用的民力,累死病死者达十之四五。
开凿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南抵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全长2700公里,每月征用的民力百万余人。
大造离宫。杨广每年都要出巡,曾经三次下江南游扬州,两次出巡塞北,一次出游河右,三次到涿郡(北京),每年还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要在目的地大建宏伟的宫殿。
重修长城。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筑长城,两次调发男丁一百二十万,有过半的民工死在漠北。
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使用的农民,不下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有一人以上服劳役,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三是四处征伐,空耗了大量的人财物。杨广的对外征伐,主要体现在三征高丽上。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人出征高丽,在辽东和平壤城下被高丽的军队打败。
第二年,杨广再出兵围攻辽东城,后因杨玄感的乘机起兵造反,而被迫从撤军,无功而返。
大业十年(614年),不甘心失败的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丽,最后因大隋王朝自身难保而议和收兵。
在三次攻打高丽的战争中,征用民夫和兵士数以百万计,征调全国的财物无数,大量的士兵和民夫死在异国他乡。
无休止的劳役和连年的征战,导致了中原大量的劳动力和耕畜的严重缺乏,大量土地被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隋的天下,从此群雄并起,烽火遍地。
朝廷勋贵杨谅、杨玄感举兵造反,马邑校尉刘武周、金城郡薛举、罗县令萧铣等人,纷纷拥兵自立为王。窦建德、翟让、杜伏威、林仕弘等纷纷发动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不仅遍及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腹地,而且逐步发展到全国。
乱世出英雄。隋末的大乱,给了李渊父子恣意展示才华的广阔舞台和自由挥洒才智的充足空间。
“地利” ——晋阳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形势
古代的晋阳,在今天的山西太原附近,是中国古代北方三大都市之一。长安是正都,洛阳是东都,而北都就是晋阳。李白诗中的“天王三京,北都其一”,说的就是太原。从先秦开始,山西就是战略要地,太原更是兵家必争之地,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塞。所以北方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得山西而得天下。
一是地形险要。山西四面环山,太行山、恒山、吕梁山、洪涛山、中条山、太岳山等,将山西四周屏蔽,成为安全屏障。太原地处山西的中心,也三面环山,双重保障,有险可守。只要守住太原,外敌即使进入山西,也有足够的时间组织力量反击。热兵器时代的阎锡山,能够凭借天险,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更何况是冷兵器时代。
二是位置重要。山西正处在塞外漠北和中原腹地的中间位置,北方的游牧民族,想要进入中原夺取政权,最快捷和方便的路线,就是选择从山西开始,从雁门关进入,攻下太原,就可以牢牢占据主动权。向南可以攻取洛阳,而后直下江南,一马平川;向西,渡过黄河直捣长安,便可占据关中大地,谋取天府之国的蜀地;即使无力南下,也可以占据山西,据险而守,休养生息、积畜力量,虎视中原。所以说,山西太原是整个中原的北大门。
三是民风强悍。山西的民众,从来就是尚武成习,人新彪悍,老百姓喜欢参军,向往戎马生涯,在马背上打天下,用刀剑拼功名。所以,占据山西,募兵容易,兵源强壮。
四是军事空虚。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被各地造反和农民起义的军队,吓破了胆,不敢返回长安和洛阳,呆在江都(今扬州)行宫。因此,大隋经锐部队的大部分,都跟随去了江南,守卫江都。中原的经锐主力,在王世充的带领下,正在河南的洛阳周边,与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血战,双方相持不下,一时半会还分不出胜负。京城长安的朝廷兵力本来就空虚,主要应对西凉的李轨和西秦的薛举。以山西为全心的周边地区,朝廷力量相对薄弱,为李渊的起兵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人和”——李渊父子的宏才大略
566年,李渊出生在长安,其父李为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唐国公,其母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也就是说李渊叫隋文帝杨坚为姨父。李渊七岁时,父亲去世,其承袭唐国公。
581年,在李渊15岁的时候,姨夫夺了北周的皇位自己称帝,建立隋朝。杨坚非常喜欢李渊,任命他为千牛备身(皇帝的禁卫武官),之后不断升迁为谯州和陇州刺史。杨广继位后,先后任岐州刺史、山西河东慰抚大使。617年,正式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为这一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终于登上了重大的历史舞台。
大业十三年(617年)农历7月,李渊在晋阳誓师,正式宣布起兵,5个月后攻入京城长安,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一是韬光养晦保全力量。杨广是通过杀兄弑父当上皇帝的,来路不正的皇位,总感觉心中不踏实不放心,疑心和猜忌心重重。杨谅、杨玄感造反之后,杨广更是草木皆兵,大肆杀戮皇室和功臣。出身高贵、能力出众的李渊,时时都在担心自己可能成为杨广猜忌的对象。
为求保全,李渊的策略就是韬光养晦:处处向杨广表忠心,获取信任,找机会远离朝堂,获得了弘化郡留守的职位,远离了杨广的视线;沉湎酒SE,给人不思进取的印象;装病,拒绝杨广的提拔。这一系列成功的策略和过人的智慧,终于躲过了灾祸。
二是收纳英才共举大事。要开创一番伟业,就离不开一帮能人的支持。李渊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收罗人才,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首先结交的是晋阳宫副监裴寂,此人成为晋阳起兵的直接推手,并将晋阳宫的全部家当:九万斛白米、五万匹布帛和四十万副铠甲,全部给了李渊,成为李渊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其次是刘文静,因与起义军首领李密是联姻,而被捕入狱。李渊设法将他救出,成为了李渊早期的首席谋士。还有刘弘基、唐俭等人。这些人,都在李渊晋阳起兵的路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是巧借外力募兵除间。要起兵造反,首要的任务是兵源。作为晋阳留守的李渊,手中的兵力估计只有万余人,何况李渊的两个副手王威、高君雅,都是杨广的亲信,本来就是监视李渊的,这万余人还不一定听指挥。唯一办法就是招募。招募士兵需要理由也需要朝廷的同意。
关键时刻,马邑的校尉刘武周杀了太守王仁恭,举兵造反,占据了晋阳附近的汾阳宫。为了抵御刘武周,募兵师出有名了。但要让百姓自愿投军,又是一道难题,但李渊有办法。他让刘文静在民间散布谣言,说朝廷马上又要征兵攻打高丽。山西的百姓一听,去攻打高丽,多是十去九不回,反正躲不过兵役,还不如就近在晋阳参军。李渊很快就征集了三万余人。
手中有兵之后,下一个任务就是除掉身边杨广的亲信王威和高君雅。杀人是需要充分的理由,否则不能服众。恰好突厥神助,其骑兵进攻晋阳。于是,李渊暗中派人指控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李渊当机立断,将二人杀掉。从此,起兵水到渠成。
四是夺长安定关中成霸业。突然起兵,光靠手中的这三万人马,在乱世的隋末,想要取得成功,异常艰难,只能先在夹缝中求生存,然后再谋求壮大。所以,李渊誓师造反的口号是“除暴君杨广,尊奉代王为帝,解救天下苍生!”在个口号很有学问,反杨广不反隋朝,减少与隋军的矛盾,也给自己树立了奋不顾身救天下苍生的义士形象。
起兵后,朝哪个方向发展也是个大问题。向东攻占洛阳还是向西占领长安或固守晋阳?固守晋阳最保险,但不会有大的发展,只有在攻城略地中发展壮大;向东攻打洛阳,东部李密的瓦岗军和王世充的大隋主力,对刚刚起兵的李渊来说,都是庞然大物;据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实力并不是很强,还要分兵防范西凉李轨和西秦薛举。所以,李渊几经分析之后,做出了最明智的决策,渡过黄河向西,攻打都城长安。同时,李渊主动向北方的突厥求和,向东部的李密示弱,尊李密为盟主,全力向西挺进长安。
进军长安也决非坦途。大军刚出晋阳不远,就得到请报,突厥和刘周武将乘虚袭击大本营晋阳,李渊再次面临重大决策。如果让敌人占领了晋阳,前进的路上又有代王的大将宋老生和屈突通据守黄河险要,如果双方夹击,大军就危险了;但如果此时退兵回防晋阳,一仗没打就退了回来,新组建的军队很可能军心涣散一蹶不振。紧急关头,再次显现李渊的决断和定力,两相权衡,绝不回头!大军继续挺进长安的同时,派出谋士刘文静出使突厥,用金银稳住北方贪婪的强敌。突厥不动,刘周武也就不敢妄动了。
五个月后的十月四日,李渊大军进入长安。十五日拥立代王杨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自称唐王。
第二年的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从此,中原大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综合分析李唐“晋阳起兵”成功的原因,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但归根到底还是“人和”的作用。“天时”,即隋末大乱的良好机会,但如果没有长期的韬光养晦和力量积蓄,没有对时机的准确把握(起兵太早,周边朝廷军事力量强大,很容易被扑灭;起兵太晚,各方力量兼并发展成一两家独大的局面,很难在夹缝中成活。),“天时”只会空逝;“地利”,即晋阳得天独厚的地势地理优势,但如果没有对“地利”的很好利用,(晋阳起兵后是固守山西发展?还是东出洛阳争霸中原和江南?又或者是西出京都长安?正是由于选择西出长安,占据关中和秦凉,从而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更重要的是获取了大量的优良马匹这一战略资源,为后来的胜利和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优势反而会转化为劣势;“人和”,即李渊父子的宏才大略、经诚团结和奋勇拼搏,征服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敌人,夺取了天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人世间所有的成功,都是长期的蛰伏积蓄和艰苦奋斗后的化茧成蝶,都是历尽寒冬雪霜和拼力向阳后的繁花盛开!李唐“晋阳兵变”之路,以及后来大唐统一全国之路,开创贞观盛世,都是一条充满艰辛曲折之路,更是一条英勇顽强和全力拼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