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东吴出兵征伐黄祖，是孙权执掌江东以来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次出征对于孙权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战略发展，更是一次极为关键的报仇机会，所以意义重大。从他调兵遣将的请况来看，几乎是倾尽了全国之力。但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因为山越族的叛乱等问题，导致江东局势急转直下。孙权思虑再三，不得不放弃这次胜券在握的战斗。
那么，当时的江东局势究竟有多严重，竟然能破坏掉孙权如此重大的军事部署呢?据《三国志吴主传》中的记载：“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这里的“剧县”，意指几个山越族比较活跃且难以治理的县。这是孙权率部返回吴郡的过程中，在路上就下达了新的军事作战指令，这也足以说明当时局势的危急程度了。
孙权首次征剿黄祖失败之后，便把所有的经力都用在了镇抚山越，维护江东局势稳定上面。不过在这期间，他倒是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甘宁归降。
据《三国志甘宁传》中记载：“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年时期孔武有力，召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在地方上做一些杀人抢劫的勾当，以此谋图生计。后来在抢劫的过程中，遇到了贵人指点，随即改邪归正，并立志成就一番功业，“止不攻劫，颇读诸子。”
到了青年时期，甘宁为了一展胸中抱负，先是投靠了荆州刘表，却没有受到重用，“不见进用”。当时正好四方大乱、群雄并起，甘宁又看刘表不通军事且胸无大志，于是就想投靠东吴。但是走到了夏口的时候，正赶上黄祖封锁了各个关隘要道过不去，只好又投到了黄祖帐下，却依然没有受到重用，“祖又以凡人畜之。”
另据《吴书》中的记载：黄祖手下有个都督叫苏飞，他跟甘宁的关系非常好，曾数次向黄祖举荐甘宁，但仍没有得到重用。于是落寞中的甘宁，再次想到了投奔东吴，但又因为在夏口为了掩护黄祖撤退，色杀了东吴的破贼校尉凌草，怕到东吴之后得不到赦免，所以终日闷闷不乐。但最后还是在苏飞的开导和帮助下，带了几百名自愿跟随的军士，投奔了东吴，“于是归吴”。此时的甘宁已是年过半百之人。
令甘宁没想到的是，他到达东吴之后，受到了非常高的礼遇。“周瑜、吕蒙皆共荐达”，这说明周瑜和吕蒙一同保举甘宁，孙权对他也非常欣赏，“孙权加异”，好像甘宁原来就是东吴的旧臣一样，“同于旧臣。”那么，甘宁为什么会在东吴受到这么高的礼遇和重视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当时孙权听从鲁肃的建议，将征服江夏、剿灭黄祖，作为了东吴发展战略的第一步骤。首次征剿黄祖未果，势必会让他进一步加强防范。而甘宁又跟随黄祖多年，对江夏的请况了如指掌，他的归降对于东吴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孙权正好可以从他口中了解江夏的请况，找出破敌之计。
其次，甘宁这个人绝非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在《三国志甘宁传》中记载：甘宁向孙权献计：“汉室大势已去，曹草又专横跋扈(曹草弥憍)，最终会成为篡夺汉室的盗贼(终为篡盗)。荆州山势屏障利便，江河流畅通行，确实是我国西边的有利地势。刘表胸无大志又缺乏远虑，他的儿子们又不争气，终究成不了大事。主上应当尽早图谋荆州诸地(至尊当早规之)，千万不能落在曹草的后面(不可后草)。”
甘宁认为：“衣图刘表，应该先从黄祖下手(宜先取黄祖)。黄祖如今年老，昏聩无能，军资粮食都很缺乏(财谷并乏)。他身边的人只为一己私利，都在欺瞒愚弄他(左右欺弄)。而他又一味地贪图钱财，从下属官吏兵士们头上克扣索取，这些人早就对他心怀不满(吏士心怨)。而战船及各种作战器具，破损又不加以修整(顿废不修)，农耕懈怠(怠于耕农)，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军无法伍)。主上现在前往进取，必定能将他打败(其破可必)。”
甘宁进一步指出：“一旦击败黄祖的队伍(一破祖军)，即可击鼓西进(鼓行而西)，前据楚关，势力范围即增大扩广(大势弥广)，这样就可逐渐谋取巴蜀之地了(即可渐规巴蜀)。”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到：甘宁给孙权的建议，前半部跟鲁肃一致，都是“图荆州，竟长江所极。”而后半部则提出了“渐规巴蜀”的主张，这等于说是把鲁肃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延伸。由此也不难看出，甘宁除了是位勇武过人的武将，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极高战略眼光的人才。鉴于此两点，甘宁归降之后，受到东吴诸人的礼遇和重视，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