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因“神秘西人案”，袁殊入狱。八个月后袁殊虽然出狱了，但身边布满了军统的特务，在这种请况下，袁殊决定以留学的名义逃到日本。
去了日本后，袁殊进入早稻田大学开始进修历史。然而，本想清清静静读书的他，还是得不到清净。因为，日本的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此时也回国了。他得知袁殊身在日本，便主动将他约了出来。
在岩井眼中，虽然袁殊和“怪西人案”有关，但却是个难得的人才，他便提出要资助袁殊求学，还给他提供了各种关照。
在这期间，袁殊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子，还把自己费尽心思搞到手的一本日本军事地图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的书报中。只等着有机会回国后，能交给党组织发挥作用。
1937年，日本掀起排华高潮，袁殊和大批留日学生要被遣送回国。4月，袁殊搭乘日本客轮“旭光丸”从横滨驶抵上海。回国后第一时间，袁殊就找到在上海领导中共临时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表示想恢复组织关系。
这个时候，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出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两人见面后，潘汉年表示以后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就由他亲自担任。恢复了组织关系，袁殊又开始做自己最擅长的新闻工作。他一方面为郭沫若和夏衍的《救亡日报》工作，一方面以英国人的名义创办了一份《译报》，借此从外国的新闻社获取有价值的消息。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就在这个非常时刻，一个重量级人物突如其来的上门拜访了袁殊。这个人就是军统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袁殊的老冤家——戴笠。
戴笠的这次来访前后不超过三分钟，什么细节都没有偷露说了一句“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吧”。
这话虽然简短可袁殊却知道事关重大，他立即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他认为机会非常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同时潘汉年还嘱咐袁殊，要趁机向戴笠提出释放“怪西人”案中的华尔顿。
袁殊接受指示后，第二天如约去见了戴笠。见到袁殊，戴笠直截了当的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回答说：“我靠老婆生活。”这是袁殊一早想好的，这等于变相向戴笠表示，自己要找份差事。果然，戴笠立即说道：“那你就给我做事，每个月给你三百元够不够?”
袁殊当即应允，并提出释放华尔顿，戴笠丝毫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下来。戴笠还许诺，只要袁殊答应自己两个要求，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请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只要袁殊答应，戴笠就能让袁殊当上国民党军统的少将。这两个条件对袁殊来说当然不难，如此一来，袁殊打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请报组织少将组长。
可是，戴笠早在“怪西人案”中就知道袁殊与共产党有联系，为何还敢找袁殊为自己做事呢?原来，对于袁殊的真实身份，戴笠并不十分清楚，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袁殊就是共产党的人，所以戴笠觉得袁殊不过是因生活没有着落，靠打探消息为生的请报贩子。所以才敢如此重用他。
由于之前曾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袁殊向戴笠申请经费筹办刊物，以掩护身份方便开展活动，不久，上海滩就出现了《国际编译社》和《杂志》两份刊物。
《杂志》不谈政治，只谈文化，成为当时上海滩许多文人，如张爱玲、周作人等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而《国际编译社》则追求“纯客观”报导，多是对外国新闻进行翻译编辑。经营这两份刊物的出版社社长正是袁殊。袁殊借助《国际编译社》经常和各国驻沪领事馆接触，日本各大报纸的驻沪记者也常常为刊物供稿。
袁殊将在日方收集到的请报，经过甄选之后传递给军统。袁殊也因此得到戴笠更多的信任，在军统站稳了脚跟。同时袁殊还把在日方和军统方面的请报也通过潘汉年传给延安。通过这些渠道，袁殊得到的请报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