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名字，在我国科学界个个如雷灌耳。但你可能不知道，他们都是在同一位科学家的建议下，进入中国核武器研发领域的。
这位科学家，就是被誉为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负责并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等中国核武器的科研工作，为中国核科学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朱光亚
把在美国无法实现的“原子梦”，带回中国来
朱光亚是湖北武汉人，1924年出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决定做原子弹。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派吴大猷(yóu)、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吴大猷选中。
他们带着满脑子的“原子梦”到了美国，却当头迎来一盆冷水：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
同去的师生们，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前沿科技。而朱光亚却不改初衷，于1946年9月，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朱光亚不仅在学术上表现突出，而且在同学中间很有号召力。1950年2月，他毅然放弃在美国发展的机会，回到新中国。临行前，由他牵头，和其他52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于同年3月18日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上，仿佛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很多原本犹豫不决的海外学子受到感召，不约而同选择回祖国效力。
“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朱光亚当时可能没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使自己最终圆了在美国没有实现的梦想。
1947年的朱光亚
“两弹”研制工作出SE，成为“科技众帅之帅”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1957年至1959年，朱光亚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由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可是不久，苏联竟然拒绝按协定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这给刚起步的中国核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并没能动摇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决心。中国决定“自己动手，从头莫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钱三强力荐朱光亚当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就这样，朱光亚这位当时只是一个实验室副主任、年仅35岁的年轻人，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
原来，朱光亚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原子梦”。回国后的短短一年内，他在北大物理系当副教授时，就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朱光亚的到来，使核武器所的工作很快有了起SE：从最基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经神，再到最终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研发队伍，核武器所一砖一瓦的建设，都有朱光亚的努力与付出。
在朱光亚的建议下，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2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
朱光亚主持起草了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这两份文件，对我国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以及核爆炸试验等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新文件”。MAO泽东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大西北的戈壁滩上骤然闪出一道强光，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这一刻，朱光亚正在路上。原来，离开试验现场返回指挥塔时，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看到半空中正在升腾的蘑菇云，还在赶路的朱光亚心请机动，忍不住潸(shān)然泪下。
18年前他试图在美国寻找的“原子梦”，现在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实现了!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以及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钱三强一直把举荐朱光亚，视为选拔科技帅才的一个成功范例;而李政道也评价朱光亚为“两弹”研制中的“科技众帅之帅”。
朱光亚
赶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前，完成必要的核试验
中国的核试验，不仅要历经艰苦的科研攻关，还要在西方国家的一再阻挠下谋得迅猛发展。
早在1963年，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就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
为此，朱光亚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指出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他还建议说，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
此后，在朱光亚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
时间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朱光亚敏锐地看到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因此，当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的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中国政府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已经完全有力量维护国家的安全。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又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
为了祖国的核科学事业和国防安全，朱光亚一直在跟时间“赛跑”，跟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赛跑”。他曾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这位“两弹一星”元勋，不得不告别了他热爱的核武器事业，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