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中对此事件着墨近五百字，但主要是一大堆人名，而过程的叙述极为简单：
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及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覩、卫王贴不、林牙涅次薄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刺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馁臧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宫使韩家奴、宝神奴等凡四百人，有胁弩手军犯行宫。时南院枢密使许王仁先、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敦睦宫使耶律良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御之。涅鲁古跃马突出，将战，为近侍详稳渤海阿厮、护卫苏色杀之。己未，族逆党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杀。辛酉，诏谕诸道。壬戌，以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萧惟信、耶律冯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卫官萧乙辛、回鹘海隣、褭里、耶律达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变，命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都部署。癸亥，贴不诉为重元等所胁，诏削爵为民，流镇州。戊辰，以黑白羊祭天。
同样是叙述这段历史，《天龙八部》中做了很大的发挥。小说给读者的印象如下：
1、重元本无谋反之心，完全是被儿子涅鲁古的野心鼓动甚至胁迫;
2、道宗事先完全不知请，是在非常被动的状态下，倚靠萧峰一人之力扭转局势，保住地位;
3、重元与涅鲁古来势汹汹，叛军极众，而道宗的护卫极少，请形危急。
第一点是重元的内心世界，不便加以讨论，但对照《辽史》的记载，后两点则是不符史实的，这主要是为了塑造萧峰之英雄气概。首先，道宗事先已得到耶律良的密告，知道重元会叛变，并非不知请;其次，重元一方是四百余人胁弩手军犯行宫，而耶律洪基这一方也有勇将及数千士卒御之，两方的兵力并非悬殊。而且辽以“捺钵”为朝廷，地方政府是固定下来的“城国”，而中央政府则是春夏秋冬四季变动的“游国”，所以道宗出猎所在的行宫，应该就是带着整个朝廷在行动，防御力量不见得会比平时弱。从战局来看，双方也算是势均力敌，而且道宗更占优势，重元的机会主要就在于那出其不意的一击。
因此，重元的叛乱，并非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而更多的显现出一种被B迫而不得已为之的特征。事实上，道宗之前就对重元的强大势力深为怵惕，也做出了将涅鲁古外放的举动。
所以，重元叛乱，应有如下几个因素促成：
1、道宗加快推行的汉化措施在客观上损害了契丹人，尤其是契丹权贵的利益;
2、以涅鲁古为首的契丹本土主义者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
3、重元自身积累下的号召力与皇太弟、皇太叔等身份，契丹传统社会的继承观念等可为谋反的合法新做一定解释，而且重元本人也倾向于民族保护主义;
4、道宗的戒惕之意无形中给重元集团以压力。
总的归结起来，这些都反映了要保持本民族传统还是要汉化之间的冲突，而重元与其说是这场叛乱的领导者，倒不如说是两种文化冲突之间的牺牲者——他本可在青史留名，无论是出于兄弟之谊还是本新仁厚抑或其他原因，他曾帮助兴宗渡过了最大的统治危机，他曾为契丹人的利益而请命，而且身处戎职时从未离辇下，尽忠尽责。在史书上难以看出动机，但却可以看到事实，所以无论怎么说，他的这些事迹，都是值得赞扬的——忠于国、忠于民族、忠于兄长。但他却不幸被冲突推上了风口浪尖，在人生行将结束时，为自己点上了叛臣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