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曹草生前没有称帝，但他的儿子曹丕的确完成了篡汉之举，因此曹氏一族被心中不满的士大夫全都冠上“篡汉之辈”的名头。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曹魏政权内部，同样存在几位汉室宗亲，而且身居高位，早早便进入了权力中枢。这让人颇为奇怪：
士大夫既然代表天下之人，斥责曹氏“篡汉”，为何身为汉室宗亲的刘晔、刘放依旧位高权重?曹氏既然有想法将汉室取而代之，为何又会容忍刘氏子弟能掌握机密要事?
究其根源所在：恐怕还是曹氏与刘氏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士大夫集团。
一、曹魏政权的构建与组成
①诸夏侯曹
曹草的创业，离不开宗族对他的鼎力支持。
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同族之人往往聚集而居。他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也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导致曹魏政权中的核心军事力量，几乎都是由曹氏宗亲所掌控。曹草的堂弟曹洪、曹仁、曹纯，皆手握兵权，执掌着最为核心的力量;而拱卫曹草中军的绝对力量——虎豹骑，也一直由宗室掌控。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载：“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由此可见，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夏侯渊、夏侯惇兄弟也是曹草的堂弟。
所以曹草每次外出征战，镇守后方大本营的都是夏侯惇。陈寿在作史之时，也将夏侯氏与曹氏并列，撰有“诸夏侯曹传”。自曹草创业之初，其宗族之人便鞍前马后，跟随曹草四处征战。随着曹魏政权的创立，这些将领虽然羽翼渐丰，但依旧备受曹草青睐。
②清流名士
美中不足的是，曹魏宗室将领大多长于战斗，像曹仁这般文武皆备的，则是少之又少。为了弥补文臣体系的空子，曹草赏拔诸多清流名士，并大肆任用了以荀彧为核心的汝颍籍士人。
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彧)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
从加入曹草麾下后，荀彧始终是曹魏政权的中枢人物，他虽然肯定了曹草“唯才是举”的理念，却也将范围缩小到了一个小圈子中——即与其相善的乡党人士。
裴松之注引《彧别传》记载：“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
这里提到的13人，日后大多成为曹魏重臣。其中9人，便来自于颍川，是荀彧同乡;而其他4人，也或多或少与荀彧关系密切，并隐隐奉其为首。面对这种请况，曹草并非不知。只是，北方的豪族世家是最为顽固、也最看重利益的。曹草没有平定北方之前，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当初曹草在兖州时，便因为擅杀名士，引来了陈宫、张邈等人的强烈不满。其中的张邈，更是曹草的老大哥。故友尚且如此，更别提其他人。这次教训，虽说让曹草加深了对豪族世家的忌惮，却也让他坚定了打击清流名士的决心。作为豪族世家在外的“掌门人”，这些清流名士通过“机扬文字，互相题扶”来太高身价，曹草便要用相反的方式对其制裁。
孔融是孔子嫡系后人，又是文坛领袖，少年时期以孝道而文明。于是，曹草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平定北方之后，便将屠刀开向了孔融。在构陷孔融的几条罪状中，“不尊先贤，大不孝，不忠汉室，文笔浮华”一一对应了孔融以往的名声。可见，曹草非但要杀孔融，还要将其污名化。
这便是曹草打压清流名士的一个手段，既然这些人注重名声和德行，那曹草便从这个方面入手。此外，曹草还拉拢了另外两股势力，分别是汉室宗亲和寒门庶子。
③寒门庶子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自北方霸业已定，曹草愈发重视寒门子弟，并为此发布多道“求贤令”，意在打击清流名士，“破浮华交会之徒”。所以，曹草强调“唯才是举”，是对清流名士倡导的“唯贤是举”做出的有力回应。在这种请况下，一部分在道德品行上不过关，却拥有一技之长的寒门子弟成功进入仕途。
他们将曹草视作自己的恩主，并献出了忠心，从而成为曹氏与北方士族对抗的先锋人物。比如孔融、崔琰等案中，便少不了这些人的存在。
④汉室宗亲
除宗室、士族和寒门外，曹魏政权中还出现了颇为特殊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就是汉室宗亲。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宗庙崩塌，汉室宗亲各奔前程，再也没有了身为皇族子弟的气派。
一些人选择自立一方，如刘表、刘虞、刘焉、刘繇、刘岱等人，便曾分别担任过荆州、幽州、益州、扬州、兖州的州牧刺史。另外一些人，不愿疲于奔命，遂投靠曹草以谋出路，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刘放和刘晔，他们二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
刘放是西乡侯刘宏的后人，乱世将至，他投奔了同为宗亲的渔阳王刘松。曹草击败袁绍后不久，进驻冀州，刘放劝说刘松降曹，被曹草委以重任。曹丕继位后，刘放平步青云，担任中书监一职，成为名副其实的实权派重臣。
另外一位刘晔，更为出名，他是阜陵王刘延之后。在目睹了汉室衰微之后，他倾尽家财，招募部曲若干，先投于庐江太守刘勋，后归于曹草麾下，成为谋主般的人物，深得曹草、曹丕父子的青睐。
在曹魏政权中的一些核心决策中，刘晔也时常有参与。曹丕代汉后，刘晔官至侍中，与刘放同为中枢决策的关键人物。这些汉室宗亲之所以会投靠一个“篡汉”之人，且能得到信任，背后拥有着颇为深刻的政治原因。
二、曹氏与刘氏的并力
自西汉以来，皇室一脉对于众多宗室，多有排斥与打压的想法。七国之乱后，汉朝皇帝便有意削减宗室之人的权力。汉武帝时，采取了主父偃的建议，在郡国实行推恩令，从而极大降低了宗室的综合水平。
这些宗室在长期的打压中，实力骤减，无法形成有效、有组织的军事实力。这种请况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时期。尽管光武帝建立东汉之时，曾受到了不少宗室的帮助，但给予他更多帮助的，还是诸多豪族世界。如此以来，汉室宗亲远离中枢的现状并没有改变。
反之，因为缺少了这些宗室的支持，东汉皇帝一脉的更替，不仅充满了随意新，更受宦官、外戚的选择。到了东汉末年，一些宗室人物虽然成为州牧长官，但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的成名伊始，皆是靠出身和名望，绝非是手握重兵。
毕竟在皇室一脉的眼中，这些“竞争者”虽然早就失去了竞争力，但很久之前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于是，即便如刘表、刘焉这样的州牧，也只倚靠了地方上的豪族或自己招揽一些流寓之士，才能成功在地方上立足。皇室一脉对于宗室的排挤与不信任，可见一斑。
孟子曾说：“君视臣子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多年下来，这些汉室宗亲虽然拥有不错的生活，但他们对于皇室，却很少有拱卫、尊奉的心态，也没有多少效忠的意识。
所以在乱世到来之际，他们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去选择恩主，或是如刘表、刘焉这样，当一个“自守之贼”，逍遥快活。再来看曹魏政权的态度。事实上，曹草的“汉贼”之名，多出自于他的敌人口中。孙权、周瑜、刘备、诸葛亮、赵云等人，对曹草皆以“汉贼”、“国贼”相称。
曹草挟持了天子，这的确不假;可问题在于，天下之人忠于汉献帝者，少之又少。在乱世之际，没有人会为汉献帝叫冤，哪怕是刘备，他多次主张偷袭许都迎回汉帝，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在内。
对于此等局势，刘晔等人早已一清二楚。而他们加入曹营时，曹草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尚还处在“度蜜月”之中，这便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天子尚且“承认”曹草的作用和存在，更别提这些家道中落的汉室宗亲了。在某种条件下，抛开了刘姓，他们与其他名士也没有多少不同。
更何况，刘氏宗亲对于曹草的执政态度，是颇为认可的。东汉是如何倾颓的，原因有很多，但士族对国家和社会的蚕食，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依靠着的察举制、征辟制，世家出身的地方长官，往往也会举荐世家子弟。久而久之，他们便逐渐控制了地方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东汉中期以来的两次党锢之祸，便因此而起。为了抑制世家豪族的发展，桓、灵二帝只好重用宦官。自从之后，清流名士与皇族之间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不少名士宣称自己忠于汉室，但当这个口号和他们的家族利益相悖时，这些人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刘放、刘晔能在曹魏政权中身居高位，便是曹草、曹丕父子二人的刻意为之。一方面，他们的确才干过人;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曹氏与刘氏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遏制世家豪族的发展。
曹草经历乱世，深知世家尾大不掉，会严重制约社会的进步;而刘氏宗亲虽然与皇室一脉离心离德，但也不会希望看到老祖宗的基业，被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名士给侵吞掉。
因此，刘氏对待曹氏，要比士族更加亲近;而相较于别有用心的士族集团，曹氏也能更信任刘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