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宁平城之战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爆发于“永嘉之乱”期间的宁平城之战，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显，但他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却着实不小。此战之后，西晋最后的主力被彻底消灭，洛阳最终失陷，残余的地方军阀和流民势力各自为战，西晋再也无力控制中原，直接引发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混乱局面。那么此战西晋主力面对匈奴军队，为何毫无抵抗能力呢?
汉人命运的转折点“宁平城之战”
永嘉之乱前的西晋，实际上已经到了毁灭边缘
要搞清楚宁平城之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永嘉之乱，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永嘉之乱爆发的时代背景，这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当时西晋的局面。
八王之乱
1、“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统治几乎崩溃。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汲取了东汉和曹魏灭亡的经验教训，因而大封宗室以为司马家族屏障，先后分封大小27个藩王，且全部都是掌握军队数量不等的实权藩王，与此同时大肆裁撤州郡兵马，而这则直接导致“八王之乱”爆发后朝廷根本无力遏制。“八王之乱”先后持续七年，整个中原地区虽经曹魏及晋初数十年的整饬，但在尚未彻底恢复的时候便再度遭遇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而西晋国力更是在这场动乱中损耗一空。与此同时，匈奴刘渊据平阳、氐人李雄据成都、羯人石勒和王弥乘虚流窜，内乱尚未彻底平定，外族势力虎视眈眈，此时的西晋几乎就是一个空壳，脆弱的时刻便要崩溃。
2、数百年来外族大肆内迁埋下巨大隐患。自两汉以来，由于中原政权与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战，常常将投降的外族部落迁入境内与汉人杂居，而三国以来由于中原地区长期遭受战乱，为了迅速恢复国力，朝廷更是对外族内迁持支持鼓励态度。例如光武帝刘秀接纳四万南匈奴，东汉永元元年(89年)二十多万匈奴人归附汉朝，又如氐族在汉武帝和三国时期的两次大规模迁徙，再如曹魏时期鲜卑自轲比能遇刺身亡之后，秃发部由塞北迁居到河西，乞伏部则大规模迁入雍、凉二州等等。外族持续数百年的内迁，直接打破了北方汉人与外族人口的比例，虽然人口的大量内迁一定程度充实了中原的发展，但也为永嘉之乱埋下了巨大隐患。晋武帝时郭钦便指出“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而晋惠帝时江统更是在《徙戎论》中指出，若是不将胡人迁居塞外，晋室将岌岌可危。
3、汉末以来外族军队已经占据极大比例。东汉末年以来，朝廷和各个割据势力为了应对连年战乱，于是开始招募内迁的胡人为兵，例如汉灵帝招募南匈奴兵将帮助朝廷平定黄巾之乱，又如曹草将氐族、匈奴兵将编入军队从而增强军队战斗力，再如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而到了“八王之乱”时期，以胡人为兵为将更是极为普遍，例如王浚、司马腾用鲜卑人，成都王司马颖则用匈奴人。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大规模任用胡人将领的请况下，不仅使得这些外族尽知晋朝虚实，而且使得外族军队得到了充分锻炼，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
永嘉五年(311年)西晋局势
如上所述，在“永嘉之乱”爆发之前，西晋实际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在“八王之乱”爆发之前，西晋朝廷对于外族的叛乱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例如晋武帝时发生的秦凉之变，动乱便持续长达十年。而随着“八王之乱”后西晋统治的崩溃，朝廷对于外族的大规模叛乱其实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外有强敌、内有猜忌，司马越最终选择撤出都城
“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司马越先后击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开始执掌西晋政权，并在晋惠帝死后立太弟司马炽为皇帝(即晋怀帝)，而司马越自任太傅辅佐朝政。
此时的司马越不仅西晋的实际掌控者，而且也是维持西晋统治的最后力量，然而此时司马越面对的请况确实内忧外患不断，处境极为不妙。
1、外患：处于包围之中的洛阳岌岌可危。“八王之乱”后，中央朝廷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而北方的外族则趁机纷纷自立，此时的都城洛阳已经处于了四面包围之中。洛阳以北刘汉政权已经占领了河北大部，西面的刘曜则阻断了通往长安的通道，南面的石勒则已经逐渐占据了南阳和襄阳，东面的兖州和青州则是王弥的势力范围。此时，虽然洛阳以外还有王浚、刘琨、张轨、苟睎等忠于朝廷的势力，但不是被外族隔断便是自身难保，对朝廷已经没有了任何帮助。
2、内忧：司马炽和司马越的矛盾愈演愈烈。司马越毫无疑问是个野心家，“八王之乱”后他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大权在握，导致晋怀帝司马炽对其怨恨不已。司马炽显然不太甘心做一个政治傀儡，因此即使国家此刻已经是危机四伏，但朝堂上的斗争仍然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到了永嘉五年(311年)正月，晋怀帝更是密诏苟晞讨伐司马越，可见双方矛盾的机烈程度。
在如此的内忧外患、明抢暗箭之下，司马越可以说已经是心力交瘁，而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宁平城之战前西晋曾打退了两次刘汉政权对洛阳的进攻，但对于坚守洛阳，大家的信心缺失越来越少。
于是，在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司马越干脆以南攻石勒为名，将晋朝的重臣和主力军队四万余人全部搬离洛阳，出屯项城(今河南沈丘)，只留下了右卫将军何轮等少数人和晋怀帝留守洛阳。这既是司马越的自保之举，同样也是司马越向晋怀帝施压的一个手段。
司马越病逝军队群龙无首，十余万军队面对敌军只顾逃命
永嘉五年(311年)三月，苟晞奉晋怀帝司马炽诏书，发兵讨伐司马越，然而还不等他的军队到来，司马越便在内外交困之中病逝了。司马越死后，由于世子司马毗留守洛阳，根本无法统辖部属，于是众人推举太尉王衍为元帅，结果王衍惊惧不敢担当，又推荐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统领部属，然而司马范也不敢接受。
与此同时，晋怀帝得知司马越死后，直接就将其降为县王，皇帝的这个态度更是让整个军队人心惶惶。在群龙无首的请况下，整个军队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继续驻扎项城，还是该返回京师洛阳，亦或者是返回东海国。
司马越的部属经过一番商议之后，认为返回京城自己众人的新命将很难保证，而继续驻扎在外地环伺的项城也太过危险，因而决定奉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但这一番犹豫却已经耽误了十几天的时间。
于是乎，司马越的部下们便率领着十余万军队，裹挟着一众朝廷重臣，开始缓慢的向东海国行进。同年四月，得知消息的石勒率领轻骑追至宁平城，刘汉骑兵四面包围晋军，用箭猛色，而十余万西晋军队却由于群龙无首，再加上人心浮动，根本没有任何抵抗，便立即陷入溃败，各自讨名，作鸟兽散。
在刘汉骑兵的追击之下，十余万西晋军队要么被色死，要么自相践踏而死，几乎全军覆没，而王衍及宗室诸王等皆被俘杀。而留守洛阳的何轮在得知司马越病死后，也带领裴妃、马越子司马毗东撤，结果在洧仓遭遇石勒汉军，除裴妃、李恽、何轮几人逃TUO外，司马毗及宗室三十六王全部被汉军俘杀。
这支主力部队被消灭后，只有少数军队驻守，且因旱灾而导致的饥荒之下，洛阳城也最终没能守住，于同年六月被攻破，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太子司马诠等人被杀。之后，在长安的秦王司马邺被尊为皇帝，是为晋愍帝，但在汉赵刘曜的围攻下，再加上关中遭遇饥荒，最终于次年八月投降被俘，西晋至此彻底灭亡，北方大地至此彻底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