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有位学者型官员叫穆修，是个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新的士大夫，很多人都想请他写软文。
亳州有个名声不太好的土豪，捐资修了一座寺庙。庙成，知州大人请穆修写了篇《修庙记》，其中没提到土豪的名字。土豪捐资本就想图个流芳百世，如此一来岂不是白捐了?于是土豪送给穆修500两白银，请他补上自己的名字。穆修坚决不答应，还扔下一句狠话，“我宁愿喝稀粥度日，也不能让你的名字玷污我的文章!”
当朝宰相听说穆修的大名，也想结识他，便将他提拔为某个学校的校长。但穆修一直不去拜访宰相，校长也就当不成了。
可以想象，以穆修的个新，生活必定比较清贫。他晚年寓居京城，等朝廷安排职务，每到交房租时都要犯愁。他给友人写信发牢烧说：“手头的钱基本都用于买米、交租了。”
为补贴家用，穆修刻了一部柳宗元的文集，印了几百册，在东京大相国寺摆摊出售。几个读书人走来，也不问价钱，拿起书就翻看。穆修一把夺过书，鄙夷地说：“你要是能从头到尾读一遍，且不出错，我就白送你一册。”结果顾客都被吓跑了，一年下来，一本书也没卖出去。
宋仁宗时还有一位叫章伯镇的学者型官员，跟欧阳修、司马光等学术大腕都有往来，还当过翰林学士。他也为交房租而犯愁，说：“等发工资的日子，总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到交房租时，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可谓道尽工薪阶层的心声。
他们为何要为交房租而犯愁呢?原因无非有两个：
第一，薪水微薄。平心而论，唐宋时期的官员俸禄确实要比明清时期优厚，但真正能领到高薪的只是政府高层，广大中下层官员的薪水并没这么高。王安石曾在嘉祐年间上疏，建议给中下层官员加薪。
穆修晚年被任命为“文学参军”，只是个闲职，月俸才7贯钱，加上其他津贴，估计也就十几贯钱左右。而按司马光的说法，当时在京城有一套房子放租的中产之家，每月收到的租金就有15贯钱。以穆修的收入，肯定付不起太高的房租。
第二，房租偏高。在穆修生活的时代，京城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钱，普通住房叫价1300贯钱。显然，寻常人家都买不起房，只好租房居住。但房租也不便宜啊，一般的住宅每月租金至少也要几贯钱。
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个叫苏颂的下层文官给自己算过一笔账：月薪17贯钱，其中1/3用于供房、养马，每月房租需要三四贯钱。假设穆修租的房子跟苏颂差不多，房租也是三四贯钱，即意味着他每月要掏出约1/3的工资用于供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穆修也用不着抱怨，首先，他是个有请怀的学者，不太在乎物质享受;其次，当时像他这样租房的官员非常多，包括宰相—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