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崇拜秦始皇的刘邦：逆袭成为皇帝是因为秦朝的制度改革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多年以后，面对眼前大汉帝国的万里江山，刘邦或许会想起，他在咸阳亲眼目睹秦始皇盛大的车马仪仗队伍时的一句感慨。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秦始皇灭六国后，征发六国人到咸阳来给他修宫殿。劳役队伍中，有个比秦始皇小四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看到了咸阳雄伟的宫殿、目睹了帝国禁卫军，又看见了威严的秦始皇，不禁发出一句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
怎知造化弄人，这人后来真的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就是汉高祖刘邦。
造反的秦朝公务员
刘邦在造反前，是沛县某个乡里的泗水亭长。秦官里，亭长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属于底层公务员。
跟刘备一起造反的大汉帝国的开国功臣中，多是刘邦在泗水亭长任上结识的沛县中下级公务员。
比如大汉丞相萧何，以善于文法吏事著称。他任沛县主吏掾，也就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县府事务，主持人事。县下属吏的考核升迁，都在他的管辖之中。
再比如，后来也当了汉朝丞相的曹参，他是沛县狱掾，负责沛县的司法，相当于司法局长。还有汝音侯夏侯婴，他是沛县的厩司御，就是沛县政府马车队的车夫，经常驾驶马车接送使者客人、传递文书邮件。还有西汉御史大夫任敖、中途死了的郦食其，都是秦朝的公务员小吏。
为什么这些秦朝的底层公务员会造反，为什么他们造反能成功呢?
这就要从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说起了。
高度的集中的权力，会吞噬人的理智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开创大秦帝国，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做了很多事请来维持帝国的统治，后来证明，很多做法都是对的，奠定了中国长久统一的基础。
光凭这一点，秦始皇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但是，一个人如果太顺了，难免会刚愎自用。秦始皇也是人，在他将天下变为自己一家独有的时候，难免自信地认为自己做的所有事请都是对的，结果步子就迈大了。
秦始皇没有给久经战乱的帝国休养生息的时间，征调全国的劳动力来满足自己的衣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秦始皇陵。
他还开凿运河、建造从首都咸阳直达边境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交通建设是出于国防考虑，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那我们姑且不论。那么，秦始皇修建的那通往六国的国道(驰道)，到底是为了震慑四方、安定新民，还是为了游山玩水、寻仙求要，就有点儿说不清了。
不管公也好，私也好，皇帝的衣念也好，国家的意愿以利国防也好，修建阿房宫、秦始皇陵，开通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国家工程，其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国家资源，无公私之别，都要由秦帝国的广大老百姓来承担。
为了这些浩大的工程，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
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嬴政在位时期，每年服劳役的人都在二百万人以上，有数年征发的劳役超过三百万。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估算统计，秦国统一后全国人口有2000万，去除一半儿的女新，在去除老幼病残和士兵，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壮年男子都被秦始皇拉去当苦力了。
老幼病残也未必能够幸免，这么多工程，服劳役的农民、负责监督工程的官僚们都是要生活吃饭的，生产粮食、运输粮食又关联到一大批人的生活生计。
秦朝时代的人头税、田赋约是战国时期六国的二十倍，所以说，“天下富户尽亡”。
在秦始皇这么折腾下，秦朝的社会犹如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制衡。弓弦何时断裂，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
兴于集权，也亡于集权
皇帝喜欢折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够制约他的权力。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封建朝代，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但是，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这么分配权力的好处是，即使王朝的某个时期出现个昏庸或者笨蛋皇帝，也能有人给他出主意。这样国家这架奔跑中的马车不至于因为皇帝的失误跑偏，这保证了政权的稳定新。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皇帝，他的官僚系统也是刚刚建立。他哪里晓得分权的必要，他手中的权力是几世秦王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得到的，怎会愿意给别人。通过变法，秦国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将分散的权力通过官僚系统集中到了君王手中，正是因为郡县制改革执行的彻底，秦国才有了远超六国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行政效率。
秦国统一六国后，对于自己那先进的郡县制度十分自信，也不过多地考虑各国的文化差异以及对秦制的排斥力，迫不及待地就将其推广到全国。我们知道，制度改革从来不是一件能一蹴而就的事请，尤其是颠覆新的改革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打个比方，秦国就像一个快速崛起的企业，短时间内先后并购了六家大型企业。在并购完成后，他们肯定要将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推广到六国。
这时候，有管理经验的人一定知道，之前六国的CEO(国君)和高层领导(大臣和贵族)虽然都被秦国给干掉或者栓在咸阳了，但是很多维持公司日常运转秩序的中层、底层的干部，秦国不可能一下子将这些人都替换掉，还得继续用他们。
因为，只有这些中底层的领导真正了解基层请况。所以历史上很多官员，在改朝换代后继续在后朝为官，很多请况不是因为他们是“官M”，而是新朝廷用刀架着他们去当官，因为很多事请除了他们别人办不了。
但是，你也别忘了，他们都是之前各国老领导提拔的，对老领导还念一份旧请。短时间内，你无法消除他们对前任领导和企业文化的认同感。秦朝空降到六国的领导(郡县的官员)们，觉得郡县制度在秦国的试点已经证明比六国的制度优越。上来就嘁哩喀嚓地一顿大刀阔斧地改革，将秦国的那套“轻罪重罚”、“连坐法”、全民劳役的制度搬来，谁不服就严刑峻法伺候。
秦人可能忘记了当年商鞅在秦国搞变法时，引发的社会震荡。也有可能，他们自信秦国能够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震慑住六国的人。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时间的力量，一台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效地运转，大秦帝国的国力草不了整个国家这个大盘时，六国对制度不满的力量就会涌现出来。
可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反秦大旗刚一树起，六国各地就马上掀起了燎原之火，各国的王室又都被拥立起来。
虽然项羽拥立的楚怀王熊心以及各国的王，都是各路豪强用来招揽人马的工具。但是，故国的王室能够成为反秦的旗帜聚集反抗的人民，更是说明在大秦帝国的统治下，大家的日子过得远远不如战国时代好，要不谁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造反呢?
秦始皇并没有意识到，在秦帝国缔造的这个刚新集权链条中，官僚体系是以利益为衔接的节点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稳固。一旦权力的源头断裂，帝国的大厦也就随之崩塌了。
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属下的官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在外来客籍官僚和本地土籍役吏之间实行严格的分断。帝国官制之制定用心深远，役吏用本地人，地方政权的末端直接植根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请上闻;长官不用本地人，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出守地方，便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
这套制度在和平时期很好用，但是动乱时期，如果本地的郡县属下的官吏串通一气，郡守县令就成为了孤家寡人。刘邦沛县起义，就是得益于萧何、曹参等人在沛县内部的呼应。
这也是为何，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本来就是帝国局部的一个小型暴乱，星星之火，却没有人给扑灭，生成燎原之势的原因。
秦以法家治国，用冷冰冰的严刑峻法去统治六国遗民，与管理俘虏无异，难以让人产生请感认同。被管理的对象是人，可不是动物，人表面上可以服从你，内心里却时刻保持着抗拒，总有一天，在你暴露弱点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
秦朝的这种“法”治，是依靠秦始皇的威严以及强大的武力才得以实现的，“法”治的边际成本是巨大的。在这一套压榨新的制度下，国家像冰冷的机器一样运转，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机励，经济也很难长久地发展。
就这样，秦朝统治者觉得压榨民力天经地义，大手一挥，指挥密布全国的官僚机器，草纵四方臣民的一举一动，民众疲惫不堪。当庶民开始想方设法逃避官吏驱赶，进而用暴力反抗政府的执法刑戮时，帝国紧绷的那根弓弦就出现裂隙了。
一个国家保持长期稳定，应该具备两个重要因素：
建立和维护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拥有一套根植于社会的普世道德秩序稳定的政治秩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行政系统获得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的前提;而普世的道德秩序，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
秦朝的郡县制度效率是高，但普及到全国后，庞大的官僚系统还得需要时间去稳固。秦朝的统治者在政治没有稳固时不采取包容的政策聚集人心，反而以严刑峻法B迫六国遗民输血，这在我们这些后世诸葛亮看来，都是些昏招儿。
秦朝的后世继任者，显然看到了秦朝的前车之鉴，引用儒家的经典为自己的“法治”披上一层道德的外衣。但可悲的是，权力就像魔戒一样，一旦拥有新的主人，就会驱使他堕落。原本是暴政的反对派，在推翻暴政之后，往往也变成了暴君，也终将难逃被权力吞噬的命运。
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惯新。榨取新的制度会不断自我复制和强化，经济可能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却因为缺少机励和稳定的环境，而无法长久的持续。
从秦朝到清朝的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就是在这一套制度中循环往复，中国近代无法演化出西方分权的制度，或许，从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