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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吴大帝孙权在位前期是比较开明大气的，东吴政权在其治理之下也是蒸蒸日上。可惜孙权步入中年以后，却逐渐变得多疑昏聩。在经心培养的继承人孙登死后，孙权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几年彻底放纵了自己，最终一手导致了东吴日后的悲剧。
孙权作为一个君王，他有三个长处要超出很多皇帝。其一是礼贤下士。不管他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但他通过这个手段拉拢到了很多的人才。据《江表传》记载，“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谢。”其二是唯才是用。潘濬无疑是江东集团内的一个“奇葩”，他既不是孙氏集团的元老出身，也并非来自于江淮士族，但他素有清名，且为人刚正不阿，很受孙权倚重。潘濬四十岁入东吴，短短十余年，便做到了太常一职(九卿之首)，可见孙权重视人才并非虚言，的确值得称道。其三，孙权作风节俭。关于这方面，孙权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他称帝以后依然在一座旧宅住了整整18年。
遗憾的是，孙权最后还是“晚节不保”。孙权晚年许多昏聩无能的表现，让他受到了后世不少史家文人的口诛笔伐。在笔者看来，孙权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首要原因便是他志满意得，不思进取。据《三国志》记载，“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孙权夺回荆州又斩杀了名震天下的关羽，此时正是得志之时。张昭对此感到担忧，以商纣王“酒池肉林”的例子来劝谏孙权。孙权表面欣然采纳，实则在不久之后便找借口将张昭排挤出朝堂，可见孙权此时已经初显刚愎自用。
除此之外，太子孙登的病逝，也给予孙权造成了沉重打击。自此之后，孙权再无半分经明可言，最后给整个东吴集团埋下了深重隐患，这也是拉开东吴乱象的导火索。那么孙权对于儿子孙登，到底有多么宠爱多么重视呢?
众所周知，孙权为保住江东基业，不惜屡次向曹草、曹丕、刘备等人折腰，以此换来暂时新的和平。然而当曹丕为挟持孙权，要求让孙登入洛阳为人质时，一向习惯妥协的孙权却露出了自己的血新——他立即派出善辨的直臣赵咨，向曹丕首次展示出自己的强硬态度。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孙登也迅速被孙权立为太子。为培养孙登，孙权给他安排了江东集团内的一流人才，其中有顾谭(丞相顾雍之孙)、张休(张昭之子)和诸葛恪(诸葛瑾之子)。可以预料到，这些人身后的家族，日后也会成为孙登最得力的臂膀。在孙权迁都建业之后，他又安排大将军陆逊辅助孙登监察百官。
孙权对孙登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后者自然也没有令其失望。从孙登的行事举动来看，颇有明君气度。据《三国志》记载，“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孙登尽管贵为太子，但他却发扬了其父的孙权节俭风格。不仅如此，从他对自己伴读的表现来看，也颇有当年刘关张三人“寝则同榻”的风范。即便是手下犯了过错，孙登也不忍责罚。“又失盛水金马盂，觉得其主，左右所为，不忍致罚，呼责数之，长遣归家，敕亲近勿言。”
身为太子，他始终以身作则，从不会因为个人喜好而行铺张浪费之举，也不会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登或色猎，当由径道，常远避良田，不践苗稼，至所顿息，又择空间之地，其不衣烦民如此。”在一次游猎过程中，孙登差点儿被弹丸所伤，当时有一个侍卫因为手中拿着弹弓，便被孙登左右怀疑为凶手。不过孙登却明辨是非，亲自证明了这个“嫌疑人”的清白。久而久之，孙登凭借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诚心效忠。
孙登不仅关心民生疾苦、善待手下，而且他身上还一直秉承着“孝道”。孙登生母记载不详，只知道出身寒微，所以孙登在幼年之时便被孙权托付给徐夫人赡养。徐夫人后来失宠，被流放到吴郡，孙登还经常派人前去探望。据《三国志》记载，“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衣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郡)。’权默然。”
哪怕孙登后来身患重病，他也始终不忘国家大事。因为孙权曾经重用间臣吕壹为亲信，对朝臣进行打压，所以在临终前，孙登不忘上奏嘱咐父亲在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同时，更要多亲近陆逊、诸葛瑾、步骘这样的贤能之士。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登病逝于武昌，时年33岁，孙权这一年刚好60岁。晚年的孙权，时常会拿出爱子孙登临终前的最后一道奏折，每读上一次便会泪流不止。在这个时候，孙权的身份也仅仅只是个痛失爱子的可怜父亲。
孙登死后，孙权很快便将孙和立为太子。至于册立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孙和之前与孙登关系亲厚，孙权曾在孙和身上看到了孙登的影子。据《吴书》记载，“弟和有宠於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衣让之心。”不可否认的是，孙登确实给孙权带了沉重打击。在人生最后的十多年中，孙权变得不问朝政也不管民生，一心只想着把江东士族彻底打压下去。也就是说，孙登之死间接拉开了东吴乱象的序幕。在此之后，孙权在暗中一手主导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斗争，并以此为借口沉重打击了江东士族。孙权死后，朝中大权被孙氏宗亲掌控，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吴集团的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