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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的前一年，时袁绍吞并公孙瓒，兼有四州之地，势力空前强大，准备进军许都;江东的孙策亦虎视眈眈。此时曹草羽翼未丰，面对南北压力，尤其是北方的威胁，形势异常紧迫：“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从袁、曹、孙三个军事集团的地理分布来看，大体袁绍居北、曹草居中、孙策在南。一旦袁绍进兵，孙策趁机偷袭，曹草必然腹背受敌。对此，曹草首先考虑解除来自江东的后防压力。“曹公力未能逞，且衣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在此，曹草巧妙的利用“和亲”，缓解了来自南方的威胁，为稍后与袁绍的官渡决战解除了后顾之忧。而江东正着力进行内部的经营，自然是不愿卷入袁、曹的决战，然而却错失了“坐收渔利”的良机。
虽不能求得双方的长治久安，但通过“和亲”，曹草从战略上麻痹了孙策，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困境，孙策只能被动接受。江东一方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绝佳时间，“背信弃义”，抄曹草后路，然而，官渡之战中，孙策初死，其弟孙权刚刚继承兄业，面临更多的是内部问题，遂放弃北顾的念头。
东汉王朝分崩离析,末代皇帝汉献帝已成为观念化的最高权力象征,是天下公认的正统天子,谁控制了他,谁就能“动托诏书,号令海内”,取得居高临下的主动权。因此,汉献帝成为各个军事集团猎取的“抢手货”,从而引发了三国形成过程中的迎汉献帝之争。
最早提出迎汉献帝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然而，好谋无断的袁绍既无卓识,又不愿在称帝道路上多一块绊脚石,错失了良机，故本文不再赘言。
再看曹草和孙策，两者都有“迎献帝”之心。初平三年,谋士MAO玠就为曹草定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两条取天下的方针，深得曹草之心。在江东方面，趁曹草与袁绍在官渡相持的当口，“策音衣袭许，迎献帝”，且“密置兵，部署诸将”。但显而易见，曹草“迎献帝”的心理准备至少是比孙策要早的多，这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对于“迎献帝”这一重大契机的把握能力。建安元年,汉献帝东还洛阳,具有真知灼见的荀攸、程昱等力主奉迎天子,曹草亲自带兵到洛阳,迎汉献帝到许,完成了这一计划。曹草的目的实现了。在孙策一方，由于“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致使“迎献帝”的计划流产。
在“迎汉献帝”这一事件中，曹草是最终的胜出者。此后，曹草由镇东将军一跃而为大将军(后为司空),总揽朝政,动辄以天子为辞,号令天下,占尽天时之利,为自己披上了正统的外衣。而孙策之死，则彻底葬送了江东争正统的机会。“棋输一招，满盘皆损”：迎不到汉献帝就得不到正统的护身符，也就意味着江东政权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位置，也成为掣肘后来孙吴立国的因素之一。
从整体上看，孙吴这一阶段的外交活动主要是求稳定，但此中孙策也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寻求集团利益：在官渡之战中，孙策本有“坐收渔利”的机会;在争汉献帝的活动中，孙策亦做了“迎献帝”的准备，而两次事件不是未能实施就是归于失败。直接来看，都该归于孙策之死这一“人祸”，实为历史之蹉跎。但深入分析，孙策的死实则是江东内部重重矛盾的机化表现之一。
孙策之死源于许贡，后被其客所杀。在此我们要问，许贡究竟何许人也?孙策为什么要杀他，且许贡客又是怎么回事?“许贡，汉末吴郡都尉，与北方名士许靖有旧，靖过江，先投许贡。”此句话隐含了两点内容：一、许贡是南方的大族，且在汉末吴地高居显位。二、许贡交好当时北方的士人，仍然是维护汉朝统治的。从当时孙策过江东后的境况可以知道，“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献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乃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乱。”上文许贡的上书已给出明确的讯号：他对于孙策割据江东的企图已经察觉，并为汉廷所深为担忧了。但遗憾的是，此表未得达于献帝，反而被孙策所获，继而朱治策应孙策，夹击许贡，许贡败逃，南投山寇严白虎，最终被孙权攻破且杀之，事见《三国志》卷五十六《吴书·朱治传》。
在南方，由于许贡世居江东，且时任吴郡都尉，所以身边少不了有一些“寄寓之士”。这里的“宾旅寄寓之士”在《吴书》中简称“宾客”，或简称“客”，蓄养宾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已成为古老的社会现象;至于许贡门下的“客”，只能算是他豢养的一些可以饱暖衣食并为之赴汤蹈火的死士而已。然而，孙策就这样被杀了，并非死于疆场，却死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客。值得深思，耐人寻味。
在这里，许贡代表的是一种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孙策之死从另一层面上反映了北来人士与本地势力之间的势力争夺。同样的，北来人士与本地势力之间的矛盾只是揭示了掣肘孙吴外交的内部问题的一个方面，当有另外更多的原因。《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记孙策临死时的江东局势说：“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