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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79年，对于唐王朝来说，注定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年份。因为，这一年里曾平定了“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李豫离开了人世。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唐德宗李适继位。正是这个皇位交替历史瞬间，对于此后中晚唐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唐德宗所接手的唐王朝，显然是一个烂摊子。在“安史之乱”过程中，唐朝为了能够应对安史叛军，便在内地广建节度使。并且，在唐代宗时期因为边患问题的加剧，李豫更是对安史叛军占据的“河朔三镇”采取了招降的办法。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刚刚继位的唐德宗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困局，历史上的唐德宗在继位之初可以说俨然一代中兴之主的模样。在其继位之后，先是罢免了四方朝贡，使得朝堂俨然一幅新朝气象。并且，对内唐德宗更是选择亲信朝臣，从而疏远宦官。同时，对此后王朝赋税制度缠身深远影响的“两税法”，在德宗一朝也得到了实施。
但是史书对于唐德宗的评价，更倾向于将其归类于昏君的行列。其中《新唐书》的描述，更为露骨一些，评价其“猜忌刻薄，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当然，这只是对唐德宗评价的一部分而已，史料大体都更倾向于将这位君主列入昏君的行列。那么，历史上在位27年，本可成为中兴之主的唐德宗，为何成为了昏君?
首先，唐德宗的人生履历同唐玄宗有很大的相似点，这个相似点便是前明后暗。正如刚才提到的一样，唐德宗继位的初期，可以说是一派新朝气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唐德宗却没能将自身的美好形象一直维持下去。以至于，在其执政的中后期，犯下了诸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对于唐王朝此后的历史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唐德宗所以出现这样的请况，同“奉天之难”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继位之初唐德宗便致力于打击藩镇势力。但是，结果却事以愿违，面对藩镇势力的机烈反弹，无奈之下的唐德宗只得离开长安出逃奉天，这便是中晚唐历史上的“奉天之难”。而也就是在这次变乱过后，唐德宗则完全失去了往日匡扶李唐江山的雄心。并且，诸多错误的政令在这段时期也鱼贯而出，以至于这一切最终夯实了唐德宗的昏君的头衔。
先从削藩的角度上来看，唐德宗执政后期的国策同其前期国策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同于继位之初的强力削藩政策，在“奉天之难”后，唐德宗对于藩镇则采取了姑息的策略。这样的请况下，使得本已经受到一定打击的各地藩镇势力死灰复燃。这是因为，唐王朝国策的转变，使得此前削藩的成果近乎被付之一炬。尤其是“河朔三镇”，在德宗之后，完全成为了铁板一块。
如果说削藩政策的改变，完全是迫于无奈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举动则完全是唐德宗自身的问题。在“奉天之难”过后，唐德宗一改此前励经图治的模样，完全成为了一个视财如命的存在。这个时期的德宗，恢复了四方的来贡，并且常常向地方州县索要贡品。而唐朝的地方官吏，往往也以此为借口欺压百姓。这样的请况下，我们就能发现，在经历了德宗一朝前期的战事过后，到了德宗执政后期，民生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发展，反而陷入了凋敝的境地。
其次，唐德宗在执政后期的用人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失误。因为，在“奉天之难”过程中，唐德宗落魄之时仅有宦官跟随，使得德宗皇帝在变乱结束后，更加的亲信宦官以及善于谄媚的佞臣。自认为宦官比朝臣可靠的唐德宗李适，将神策军交到了宦官的手中。这样的举动，在以往中国历史上是完全没有的。而也就是这个决定，使得此后唐朝的宦官能够以兵权挟持皇帝。历史上德宗之后的皇帝，近乎都是由宦官废立，甚至杀害的。这点可以说是唐德宗在执政晚期，最大的一个失误。
历史上在位27年的唐德宗，可以说是一个处在历史拐点的皇帝。因为，在他之后的唐朝虽然有过中兴的景象出现，但最终也没能解决德宗一朝遗留下的问题。尤其是宦官乱政的请况，直到唐昭宗时期才得以被根治。但到了那个时候，唐王朝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