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价
正面评价
这本日记的高度文学价值一直受世人重视。美国知名剧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长篇小说的张力”来形容安妮的写作风格，并受到她的日记启发和感动，在日记出版后不久，便与奥图·法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另外，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以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伦的心态。”
在日记的美国发行版中，埃莉诺·罗斯福(即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在序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一个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说中提到说：“在众多于我们历史重要关头，站出来为人新尊严辩护的人当中，没有谁的说话比安妮法兰克更铿锵有力。”同年，一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轮堡(Ilya Ehrenburg)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甚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安妮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一个象征。希拉里·克林顿(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民主党提名人) ，在她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利兰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
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颁授的人权奖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 他说在阅过安妮的日记后，“在当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喻为安妮对纳粹的反抗，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都在被跟安妮·法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是必定会失败的。” 来把两种信念连系在一起。同样地于1994年，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响应怎样面对当时的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也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经神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着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要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音影下。”而奥地利作家玛莉萨·穆勒(Melissa Müller) 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难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新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 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的广，如此的深远。”
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在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认为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意见。“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 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轮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发生着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于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册题为《TIME 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别期刊，安妮·弗兰克获选为其中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 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请，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 界的经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经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 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甚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
日记自20世纪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开始出现不断的批评与质疑，也有著作申述这些批评，最早期的著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曾经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于1958年，当安妮的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映时，在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班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质疑安妮·弗兰克是否实际上不存 在，并挑衅维森塔尔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兹证明。后来于1963年维森塔尔找到了当时的盖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与他的会谈中， Silberbauer对当时的罪行直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法兰克。他并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载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它目击证人，包括奥图·法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法兰克是否存在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图·法兰克亦被指为骗子。于1959年，奥图·法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拉青年团成 员的教师Lothar Stielau兴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了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 Stielau撤回本来的言论，而奥图·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图·法兰克控告法兰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Heinz Roth被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Roth其后提出了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同年，奥图·法兰克也对Ernst R?mer提出了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为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R?mer被罚款1,500马克，而Geiss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图·法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条例范围而结束。
在奥图·弗兰克于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对比，证实笔迹脗合，而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脗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它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新版”。于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庭对此版的日记进行了确认。
1991年，两位大屠杀否定派学者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 与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的日记:另一面接触(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这本着作宣称日记由奥图·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隐密之家的可能新，以及文章风格及文笔与同年龄的青少年有别等问题。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与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法兰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动用民事法，禁止该书在荷兰的进一步印发。于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新的印刷品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
社会影响
在1957年5月3日，一群阿姆斯特丹市民，包括奥图·弗兰克，成立了安妮·弗兰克慈善会(the Anne Frank Stichting)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险的隐密之家(旧Opekta Works公司大楼)，并把大楼改建为安妮之家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由Opekta公司的货仓与办公室和隐密之家两部分组成， 所有的家具都已经被移走，使访客能自由移动。而一些前住客的个人物品则仍被保留，如一些安妮贴在墙上的影星照片、奥图·弗兰克在墙纸上标示女儿身高的部 分、还有一幅记录着同盟国进 度的地图，这些东西都仍然保存完好。在一间曾经是彼得居住的房间里，有一条通往旁边楼房邻居处的通道，也被慈善会买下来并入博物馆。这些房屋都曾用作收藏 安妮的日记，以转换的展览区来展示当时纳粹迫害的影响以及当代世界的反对种族岐视暴力。安妮之家至今已成为阿姆斯特丹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在2005年当年 接待了965，000名游客。博物馆亦提供了网上导览予不能前来的公众，也举办了多国流动展览。直至2005年，已有32个国家举行过展览，分布于欧洲、 亚洲、北美洲及南美洲。
1963年，奥图·弗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金会筹募捐助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好一点”。直至奥图·法兰克逝世，他在遗愿中表示把日记的版权留给基金会，但附带条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权所得收入中拨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继承人，其余收入则由基金管理员决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会使用这笔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给一个名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计划中以作医疗用途。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岐视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在同年的年度报告中，基金会也指出它们于德国、以SE列、印度、瑞士、英国及美国亦开展着同样的计划。
安妮一家在1933年至1942年间曾经居住于荷兰Merwedeplein区的一所房屋，于本世纪初仍为私人所有，直至一部电视纪录片公 开才开始受到公众关注。虽然长期没有保护及维修，但这所房屋被一家荷兰房屋公司收购后，房屋公司根据以往法兰克一家的照片，与安妮在信件中对家具环境等的 描述数据帮助下，成功回复到1930年代的旧貌。在过程中，安妮之家博物馆的Teresien da Silva与安妮的表弟Bernhard "Buddy" Elias亦提供了不少意见。该所房屋已于2005年重开，提供予部分因不同原因，而不能于原居地写作的被选作家以作栖身之所。每名被选的作家都有一年期 限于屋内居留或工作。首名被选的作家是阿尔及利亚籍的小说作家El-Mahdi Acherchour。
2007年6月，安妮的表弟"Buddy" Elias捐赠了约25，000件家居文件予安妮之家博物馆。这些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弗兰克一家在德国与荷兰拍下的照片，以及奥图·弗兰克于1945年把前妻与女儿于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消息告知母亲的信件。
以安妮·弗兰克的生命、日记、作品为灵感，后世也创作了大量以她为参考，或以她为主题的文学、音乐、电视及其它媒体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