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间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治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命于当地的日军占领军并受其严密控制，为日军的侵华战争服务。
伪国民政府建立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0年3月南京汪经卫伪政权成立，日军先后在我国扶植了四个较大的伪政府组织，即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以王克敏、王揖唐等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伪“南京维新政府”。1939年底，汪经卫由重庆“还都”南京。次年3月，在日军特务头子影佐祯昭少将的导演下，将华北与南京两个伪政府合并，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汪经卫自任政府主席。以上各个伪组织都拥有大批伪军，其中以汪经卫伪政府最多，实力也最强。
伪“满洲国”伪军：1932年3月9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其军事指挥机构为“满洲国”军事部，该部辖有参谋司、军政司、铁路警备司。除“首都”长春外，伪“满洲国”将其统治地域划分为11个军管区。
在长春地区的伪军，有禁卫军司令部(辖禁卫步兵团、禁卫骑兵连、禁卫炮兵连)、宪兵司令部(直辖“首都”宪兵团)、第四高色炮队、第一飞行队、高等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等三所学校)。此外，伪“满洲国”还建有一些机动部队，主要有铁石部队、江上兵艇队(后改为陆军江上军)、高色炮队、汽车队、铁路警护军等。伪“满洲国”伪军数量基本上保持在20万人左右。
汪经卫“国民政府”伪军：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事、参议院议员、执政府秘书长的梁鸿志任行政院长。
日军军官带领的汪伪军队士兵
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仍和以前一样设置军事委员会，作为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汪经卫兼任委员长。汪经卫成立伪政府初始，也想仿效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办法，成立自己的嫡系军队。但是日本人不允许他有这样的部队，无奈，只好将这批学员训练完毕后分配在军事机关和武汉绥靖司令部。尽管如此，汪经卫深知武力是最有力的政治资本。他开始通过“曲线救国”的谎言四处有降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至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已经拥有七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汪伪政府所有的伪军统计起来，对外号称兵力百万，实际上也有七八十万人左右。
“蒙疆联盟自治政府”伪军：1936年1月，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在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运动的蛊或下，树起叛国旗帜，在其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
1936年5月，日军取消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德王被任命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1937年10月27日，在日寇侵入绥远省两周后，为了让满洲、蒙古都成为它统治之下的“国土”，日军命德王和伪蒙古军进入绥远，并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为“首都”。1939年9月，日军又将“察南自治政府”(张家口)、“晋北自治政府”(大同)与“蒙古自治政府”合并，演变为“蒙疆联盟自治政府”，“首都”定于张家口。“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其伪军主力仍为9个师约10余万人。
“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军：1937年12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京、津地区后，扶持原北洋政府财政官员王克敏等汉间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1940年3月汪经卫伪政府成立时，将“华北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合并，从此“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军事方面，设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所属伪军共13个集团(相当于旅)，近10万人。
另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间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间文人。还有有学者曾对汉间伪政权高级官员请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伪军为何如此之多
抗日战争中，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人数如此之多，的确令人深思。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服务呢?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乃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间?这些汉间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有或，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间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间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经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经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经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经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间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请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抢，一挺机抢，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经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间。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煳，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请况。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机烈。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间便以此为借口TUO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
军事独裁，将“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衣，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经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音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间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而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也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间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间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经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经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