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11日宋哲元赶到天津，会见了同他私人关系不错的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少将，表示接受日军提出的要求，正式道歉。当晚18时，中、日两军代表还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如果裕仁是想息事宁人，别无所求的话，郭就该到此为止了。可廷他在看了天津发来的报告后，先后两次召见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进宫研究对策。
经过一番讨论，裕仁坚持要向华北派出大军，进行军事冒险，于是批准了陆军参谋本部的派兵方案和内阁《派兵华北的声明》。他敕令抽调关东军第1、第11独立混成旅团入关，这是两个月前钦派梨本宫元帅前去同东条英机参谋长商量好的;同时调朝鲜驻军第12师团去华北;又钦命(天皇亲自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限于召见后立即派战斗机护航到达前线，完全摆出了要打的架式，显然不是想要解决一个士兵的解小便问题。
1937年7月21日，华北日本驻军再次向“陆军中央”(即裕仁)报告：解决纠纷的条件正在实现，无须增派部队。但是裕仁还是一味追求他早已想追求的目标，在1937年7月27日再次批准发步《临参命第64号》敕令，赋予华北日军以“惩罚”平津地区中国军队的任务，指示他们“进攻北京、天津并予以占领”。这样，终于敲响了扩大战火的锣鼓。
几乎在华北抢响的同时，裕仁就着手策划向中国南方进军。1937年7月29日，裕仁进一步批准了陆军参谋本部亲信军官们制订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在这份权威的计划书中，明确地规定着日本陆军除在平津作战“策划持久占领”之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上海作战。这说明，上海之战早已在谋略之中，不论1937年8月9日有没有大山勇夫的“虹桥机场事件”都是如此。这是有记录可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