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MAO泽东在一篇纪念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这种贡献过去太少了，他为此感到惭愧。
1963年8月，MAO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非洲朋友时进一步表示：“支援正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亚非拉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奋斗理想与长远目标。而在中国“两个拳头打人”的那段特殊时期，面对美苏两国“夹击”的压力，加大外援无疑也有拓展国际空间的考量。
根据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
1950年7月，中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国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被认为是中共建政后对外援助的开始。1954年11月，中国副总理乌兰夫率团访问蒙古，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造纸厂等，并动用外汇到英国订购纺织设备以满足蒙古要求。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在“一五”计划期间(1953年至1957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
1953年11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中国将朝鲜战争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援助朝鲜8亿元人民币。 前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偷漏：“在1950-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
自1950年至1954年，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6亿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除了海量的物资和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还包括香烟、粉条、中成要、葡萄干和酒等当时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资。
1960年7月1日，时任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在访问非洲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方针。
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加大对外援助的规模。1960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会上反对苏联领导人攻击中国。此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升温。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元人民币。1960年，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当时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
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水泥、钢筋则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在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共修建了1万多个，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
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ok )曾对中国大使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早在1956年，中国国内“反冒进”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就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援外支出更是超过了偿债。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王稼祥了解到更多中国国内的困难请况。MAO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使人敢于讲意见”。王稼祥于是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王稼祥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要制止、特别是纠正来自“上面”的“左”的东西很难。MAO泽东看过王稼祥的信后，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MAO泽东认为对外要算政治账。随后，王稼祥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终结。
随着文革的爆发，MAO泽东对外援助的热请一再高涨。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970年，MAO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Agha Mohammad Yahya Khan)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国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中共建政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这样不计成本的援助造就一些受援国比中国的生活水平还要好。而且一些受援国还对中国产生依赖思想，动辄向中国提出过高援助要求，一旦不被满足，便对中国表示不满。
1979年7月，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过去“对阿尔巴尼亚、越南给得太多了”。当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锐降至0.7%，中国的援外进入战略转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