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创立于1865年6月(同治四年五月)，比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还要早三年。
这个企业一开始就是官办企业，经费出自淮军的军费。从1867年，每年闽江海关洋税的二成投入企业，最初年四十余万两，到1894年为止，27年半之间，共投入闽江海关二成洋税1510余万两，用于厂房设备的投入约540余万两。这么高的投入，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就是在东亚也罕见。然而，研究洋务运动的历史学家樊百川先生惊异地发现：“这是这样一个拥有许多优越条件，可以在发展独立的中国军火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江南制造局，却安于仿造只能对内作战的落后抢、炮，配装弹要，加上经营管理腐败，办理30余年，耗用经费近1000万两，竟然未能创制出一支能够供作对外抵抗侵略之用的中国自己独有的步抢。”(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运动》P 1255 )这个企业虽然是从购买美国商人在中国投资的一个船厂起家的，但在其大部分时间里只是以生产抢、炮弹要为主，并没有造船。生产的抢炮弹要全是仿照欧美，从前膛抢就开始仿照，直到仿照后膛抢，从来不搞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樊先生才有上述评价)，仿照出的都是别国的落后产品。李鸿章自己都说：“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运动》P 1257 )这个投入巨资建立的企业，最终没能打赢甲午战争。
1876年之前，江南制造局造过“恬吉”“草江”“驭远”“测海”“威靖”“海安”“金瓯”等几艘轮船。1876年到1905年，几乎停止了造船。江南制造局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是1918年，为美国制造了四艘万吨轮船。所以，1903年张謇先生在日本考察一家小型企业都能造船时，感慨江南制造局投入了那么多的钱、搞了那么大的规模，却什么也搞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根子就出现在“官办”二字了。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府为了维护官府统治而办的企业。他们办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接受先进文明，而是想借助从先进文明那里引进新型的威力强大的暴力工具，以继续持久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旧的官员的统治地位，用的手段也是统治人民的愚民手段，他们把旧官场的一切恶习都带到了使用新机器的企业中：腐败、互相掣肘，没有效率、没有科学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样的动机和手段，只能得出这样的结局。江南制造局的历史表明：官办现代工业企业只能是死路一条。
江南制造总局在抗日战争中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基本停止生产。1944年后，改为江南造船厂，现在仍是国家最重要的造船厂之一，大型国企。造船厂的地址原在上海浦西逸仙路3901号，2008年上海办世博会前，将江南造船厂整体迁往长兴岛，原址改为世博会的场馆。网上的资料说世博会后，改为江南制造总局博物馆，供永久参观。笔者慕名前往，不想见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世博会结束了，场馆是人去楼空，说改成博物馆的地方除了有几块并不显眼的铭牌外，并没有真正的江南制造局博物馆。据说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老建筑，仍作为保安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在使用，据现场保安人员解释，没有对外开放的内容。网上宣称的“江南制造局博物馆”的消息，看来只是世博会期间的新闻，落不落实似乎没人追踪。
在那些少量已经褪SE的展示说明中，是令人担忧的“粉饰作伪”传统：只记录了这个企业令人骄傲的“业绩”，对其反动、落后、无能，只字未提，丝毫没有提及它应该对甲午战争战败所负的责任，这种片面的历史介绍，失去了以史为鉴的作用。据知请人介绍，江南造船厂搬迁后，在土地补偿方面与上海市政还没最后谈妥，因此，原定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遗址博物馆的方案尚未实施，现在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企业的，将来完全划归市政后，可能才会有真正的博物馆出现。
从整个中国经济史来看，江南制造总局是一个错误的路标，它证明了在当时条件下，官办企业的后果注定就是失败。虽然，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国有企业的江南造船厂有过重要的成就，但是，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的“国企病”仍呼唤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希望，在将来真正建成的“江南制造总局遗址博物馆”中，有全面、准确的历史内容，能为未来指示出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