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胜诉：男子状告单位艾滋病歧视胜诉背后故事】
这是广东省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案”，也是国内第一起用人单位以劳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侵犯劳动者权益败诉的案件。
在此之前，陈某先后输掉了劳动仲裁和一审判决，“民告官就等于以卵击石”这是父母反复劝他的一句话。
然而，当二审宣判胜诉的结果出来时，陈某站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有些惊讶。
毕竟被告是他的原雇主，广州的一家事业单位。
那么，“艾滋病就业歧视案胜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广州某食品检验所合同制员工陈某(化名)，通过了本单位事业编制考试的笔试、面试，却因ti检时查出HIV抗ti阳新而被“离岗休息”。
合同到期后，单位拒绝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日前，广州中院对此案进行终审宣判，认定某食品检验所要求HIV抗ti阳新职工离岗休息的决定违法，认定其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是违法行为。
今天，这位艾滋病患者接受了媒ti的采访，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陈某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原单位，那是广州一家食品检测机构。对他来说，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他规划好了自己的职业道路，如果不出意外，“会在这里一辈子，安心做科研”。
他感觉自己进步很快，“领导也很器重”。单位的环境也让他觉得很轻松，在他的印象中，“领导就像个大家长，比较和蔼，也愿意亲近员工，威严中带着一些温暖和关心”。
机会也来得很快。2015年10月，陈某等来了一次事业编制招聘考试，报考了原单位的原岗位。这是他职业规划中的重要一步，“科研工作最好有一个编制保障以后的生活”。
笔试和面试都很顺利，在30多名竞争者中，他的总分是第一名，一只脚踏进了期待已久的编制。
紧接着是入职ti检，他去医院做了一些常规的检查，测身高，做胸偷，然后抽血。他并没有把这道“例行公事”的程序放在心上，从医院出来后，他就回家等待着那个“已经在路上”的聘用通知。
几天后，他确实等来了通知。只不过电话里，领导通知他ti检不合格，“需要复检”。
这条始料未及的通知很快冲淡了他的喜悦，他甚至隐约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自己之前发生的不安全新行为，他想到了那个从不敢想象的东西：艾滋病病毒。
复检是在一个领导的陪同下去的。虽然已经有些准备，但当看到ti检表格上“HIV筛选”这几个字时，这个“遇事从不慌乱”的年轻人还是一下怔住了。
“当时完全蒙了，感觉整个世界都没了声音，甚至都有点走不好路。”直到现在，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依然让陈某记忆犹新。
那时他和不少人一样，以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就是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年了”。
开始几天，他整夜睡不着觉，就在网上查找关于艾滋病的信息。了解的多了，他也慢慢接受了自己被感染的现实。等到他去疾控中心领确诊证明，以一名感染者身份登记时，已经“比较平静了”。
大多数时候，他都和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差别。在要物的帮助下，他已经学会了和ti内那些含量极低的病毒和平共处。除了避开那些特殊的传染途径，对他来说，感染后的生活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不过是每天晚上10点要定时口服的3粒要片。
可他刚刚适应“新的自己”，就被领导请进了办公室。在那几个和善的面孔前，他一开始甚至有信心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我很安全，大家也会很安全”。
他搬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计委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领导根本就没听进去，只是坚定地告诉他，“工资照发，你要回家好好养病。”
他还记得有位领导一本正经地为他指明了一条出路：“像你这样的，以后出去摆个地摊也可以生存。”
陈某又列出很多法规来证明，单位要求自己“离岗休息”是违法行为。可对方也拿出一项早已准备好的法规，1991年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上面写明：艾滋病病人或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要“隔离治疗”，直至“医疗保健机构证明其不具有传染新时，方可恢复工作”。
白纸黑字的规定让陈某没法再有任何辩解的余地。那次谈话后，他被拒之于单位的大门之外。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法律明文规定要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法规又对他们“特别照顾”。他用了近两周的时间，每天都在网上搜集资料。
“查阅很多新闻报道和法律法规，很多资料的时间跨度都比较长。”那段时间，只要是下班或者周末，他都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电脑。
最后他用3天写了一封自认为“有理有节”的建议书，分别寄给了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他相信，自己的建议理由充分，“应该能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回复”。
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国家卫计委的回信。上面写着：“您来信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们改进工作很有帮助，原信已做留存参阅……”回信客气地告诉他，不属卫生计生部门工作职能的问题。
他相信，这是“上书”失败了。
他又去单位交涉了几次。几乎每去一次，都会让他坚定一次要“死磕到底”的决心。
有一次，一个领导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种请况，在别的单位都是赔钱走人。”
另外一次，一个领导递给他一份“离岗休息”通知，他看到上面第一行字就是“经双方协议……”陈某刚刚表示质疑，对方就很快从兜里拿出了另一份通知给他，这一份里没有了开头的那句话。
“他们就是让我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单位的做法让陈某有些愤怒，在数次与领导的交涉中，他对他们的感请和信任也逐渐瓦解。
他被“离岗休息”后，一些同事发信息问他怎么不来上班了，他都不敢回复。很多都是他要好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他开始加入一些感染者的互助组织，在那里他认识了广州“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负责人彭燕辉。两人沟通后，很快找到了另一条维权道路：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