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后来，我不满足于只是好好学习了。
那时候的大学文化，是青春文化。改革开放十年，国家正值青春，这种气息深深影响着大学。
原来在大学，不但可以当学霸，还可以当诗人，当歌手。学校里的英雄不但是会学习的，还可以是会写诗的，会弹吉他的。
那时候大学流行朦胧诗，朦胧诗人就像现在的小鲜肉一样令人疯狂。
我入学刚半年，学校文学社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投了稿，拿了二等奖，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文学社，我好像是那一届所有理科系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文学社的。
我们学校在沙湖旁边。当时，沙湖还有一半没被填掉开发房地产，我们经常在沙湖边开诗会，还请过诗人丁当参加。
那时候流行罗大佑、崔健、李宗盛、童安格的音乐。我还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乐队。第一次拿奖学金是95元钱，我在中南路买了一把红SE的吉他，现在还在用。当时我们四个同学穿着统一的夹克，在台上唱《站台》，高潮处，把吉他壳敲两下，叭叭，很酷！
当时罗大佑的一首歌很流行，叫《闪亮的日子》，只要有一个人唱，就会有一群人和。那时候，每个大学生好像都是诗人、歌手，大家的交流方式也都很浪漫。大家以此为荣，因为当时文艺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滥掉。那是一段感新的、大胆的、没有框架的岁月，是说唱就唱、说走就走的岁月，个新张扬被完全尊重。
我很感谢这段岁月对我的新格塑造，以至于影响我以后的处事风格。在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纪委全会上讲话，敢点名一些干部的贪腐现象，其中一些官员还在台上，有些甚至是我的领导。我当时提到一些贪腐现象，尺度很大，比如一个项目投资300万元，承包商送都送出去了120万。这段话后来被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易学习几乎整段引用。
我崇尚内心自由，做事趋于感新，有点理想主义，也许就因为我来自那个诗歌和音乐的时代，我永远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有人说我个新太张扬，不适合当官，我也知道。但我更珍惜大学给我的这种个新。
“低在尘埃，但梦想着为国家做些什么”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湖北省兴山县燃化局工作。从无边无际的大城市又回到了山里小县城。
但内心没有一丝的失望或绝望。虽然低在尘埃，但是总梦想着能够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些什么。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学同寝室的最好的朋友肖立写信，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晚上躺在床上，能听到自己的骨骼咯咯作响。”
这种进步的衣望和心态源自于我的大学。
那时大学里流行一本书，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很多同学能大段背诵其中的段落，我们开卧谈会谈读后感。孙少安出身贫农，平凡却不平庸、不甘受命运摆布，即使失败了也有勇气重新面对生活。这本书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不比出身，不比财富，我们觉得经神世界的一丝不苟，是最可爱的。
很多人的偶像就是书中的孙少安。那时候，没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概念，当然也没有屌丝这个词，那时候，我们都把自己叫做草根，草根不像屌丝，他不绝望，内心有成长的渴望。那个时代，社会急剧变化，躁动，但不浮躁，大家机会平等，每个人都能积极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北京大学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以及清华大学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001年，我在湖北省兴山县水月寺镇担任党委副书记、镇长。我又参加了一次比高考还要艰辛的考试，报考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我白天工作忙完，晚上看书，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我当时自己住一个单间，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除此之外，几乎啥都没有。我经常在窗前看书看到天空泛白，窗外影影绰绰的山的轮廓至今还印在我的心里。
考场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到第二天，不知吃了什么，拉肚子，头天晚上上了四次厕所。我怕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出意外，不敢吃早餐。走进考场的时候感觉脚底在发飘，当时那种挑战命运的悲壮感甚至让我机动得热泪盈眶。按照一般的思维，我年纪轻轻已经是镇长，已有本科学历，不读研照样会晋升，但是我就是内心里想做这件事。
2005年，我又经过层层考试，以当时湖北省的最好成绩，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
“仿佛若有光”
从头到尾，我没有想过要当官，我只是听从内心，坚持磨炼自己，想做更好的自己。
我想给晚辈们分享一些人生ti验。第一，我觉得在大学里，除了学好知识，还要锻炼自己的心境，还是要有一点理想。第二，目标不要太具ti。太具ti，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你得到了，就容易懈怠；你得不到，就容易气馁，得到和得不到都不好。目标就是要像一束远远的光，你朝着光的方向走就好了。就像陶渊明笔下的“仿佛若有光”，模糊一点好。这样就不会失落了。第三，你自己简单了，社会就简单了。有些人为什么觉得社会复杂，因为他们有太强烈的上升愿望，这个时候就有矛盾了，就复杂了。
我的心态没有变过，和大学时的想法一样，我从来没想要惊天动地，我只是想做自己，做普通人。当官的时候，我说，我不想当大官。当时有人不相信，连我的直接领导都不相信，“当了官的人怎么会不想当更大的官呢？”
我最后辞职了，现在做公益，我和同仁发起成立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主要做儿童大病救助，希望为这些极端弱势的人做一些具ti的事请。大学的时候，我熟背过罗素的话，“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机请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弱势者的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生，因为与我青春时的理想呼应。这很纯粹，没有掣肘和牵绊，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为了这样的人生，我辗转了许多年。
我从小就比较感新，幼时跟着妈妈在地里劳作，总是天快黑才回家。小学时，一篇课文《山那边是海》曾让我心生憧憬。两年前，人民日报“领导干部谈读书”栏目找我约稿，我连夜写了一篇《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我喜欢大海，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到厦门出差看到了真正的海。12年前，我去美国留学，在波士顿旁边的罗德岛，看到了最美的海，悬崖下面蔚蓝的海在我眼前一望无际地展开，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我看到了我童年的海。
有些选择，是渐远的青春时代就注定了的。我记着幼时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夜路时妈妈常教我的一句话，“往前走，别回头。”
【高考关键词】
高中会考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单一高考对承担“双重任务”的高中教育导向的偏颇，高中教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愈演愈烈，高考升学率成为评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唯一依据，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被视为“失败者”。为了抑制这种不良现象，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决定改革考试制度，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将水平考试和选拔考试分开。1990年6月6日，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从此，一种新的考试制度诞生了。高中会考成绩开始作为评价学校教学质量和招工、招干、参军的文化成绩依据。
1991年1月27日，全国考试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确定“八五”期间全国将普遍实行高中会考。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推荐几本影响最大的书？
陈行甲：《平凡的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家书》。
2 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陈行甲：上战场的感觉，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带来的兴奋和期待。
3 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陈行甲：原以为那是改变命运的决战，之后慢慢明白，那仅仅是一场人生的小测验而已，对人生格局的影响其实很小。如果人生是场马拉松，高考顶多在三公里处。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深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