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末阉党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
太监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特殊群体，自先秦时期开始，便始终活跃在上下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在隋唐以前，太监即为宦官，而早在周朝建立之时，宦官制度就已经初具规模，而这些成天环绕在皇帝身边的人，虽无半点政治实权，却往往能够搅动天下之事。
要知道，自秦朝的赵高开始，宦官乱政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当皇权统治摇摇衣坠之时，宦官集团便开始纷纷“亮相”，左右着王朝的前进方向。
而在我国古代的诸多政治体制中，宦官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极为“别扭”的存在，一方面朝廷为了牵制群臣，不得不重用太监，另一方面又担心宦官会对皇权统治造成不可扭转的影响，如唐代宦官乱政的现象出现，自唐德宗之后的十位继承人，其生死皆为宦官所掌控。
而作为唐朝时期中日文明交流使者的“遣唐使”，虽对大唐帝国的文化进行了全面吸收，却唯独两样制度不曾学习，一者为科举制，二者便是宦官制度。因此，在有了唐朝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后，宋元时期的宦官体制被朝廷极力限制，尤其禁止宦官集团染指军事领域，以避免再次发生前朝宦官掌握中央禁军的请况出现。
但自明朝建立后，宦官集团不仅再度“粉墨登场”，甚至还被抬升到了漫长封建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如今，在诸多对大明王朝予以批判的观点中，就不可避免的包括了明朝的宦官制度。要知道，自明英宗身边的贴身太监王振开始，直至最终被誉为“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的倒台，明朝宦官制度由盛转衰的过程，竟成为了整个王朝走向覆灭的见证。
之所以这么说，则是因为自打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连根拔除后，早已被压得不见天日的东林党人，纷纷反扑，大有“重整河山”之势。但实际上，早在魏忠贤出现之前，东林党内部，也就是整个朝廷的官僚体制中，贪墨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而魏忠贤尽管坏事做尽，却有一个令史学家也无法忽略的重要功绩，即通过，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摇摇衣坠的大明王朝。
举个例子来说，根据史料记载，天启皇帝在位时，阉党虽然猖獗，但朝廷的税收却年年有所保障，仅仅江南地区的茶叶税，年入库银便高达二十余万两。但自魏忠贤倒台，崇祯帝为了抵御外敌上收税银，寻便全国都收不来十万两。这是因为魏忠贤得势期间，曾大肆对江南地区加收工商税，即向江南地区的商贾大家收税。
要知道，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也同魏忠贤加收的工商税有着一定关系。因为阉党势力只注重于“利”，并不在乎那群酸腐书生的“朝廷焉能与百姓争力”的鬼话，只要有利可图，大不了就搜刮商贾，既满足了朝廷的需要，又充实了他们自己的口袋，同时也可以令江南地区的商业活动持续发展。
可东林党人的内部组成，大部分都集中在江南地区，为了不使自己的根基受损，东林党便强行改变朝廷的税收策略，将原本由富商巨贾承担的工商税，大部平摊到农民头上，并美名其曰“农为国本，商为市末，本既不固，末枝焉存”。
可问题是，放眼当时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农业缩水已呈大势所趋，加之年年战乱饥荒，即便富饶的江南地区，农民仅仅凭借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难有利可图，正常的税赋尚且捉襟见肘，又何况平摊商贾的税银?
更有甚者，莫管史书对天启皇帝在位时，如何痛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有一说一，天启年间民间造反的现象，屈指可数，且都未动摇朝廷根基。可自东林党再度崛起，一番大刀阔斧，清风朗朗之后，换来了什么?江南地区纷纷造反，朝廷经济领域尽趋崩溃，东林党人的腰包却浑圆锃亮。
再者，明朝后期关宁防线的建立，同样也和魏忠贤有着密切关系。尽管魏忠贤染指兵部的动机或许不纯，但不得不说，正是在魏忠贤的推举之下，如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将才纷纷得到了重用，被视为大明朝铜墙铁壁的关宁铁骑，对塞外部族起到了威慑作用。
但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魏忠贤被扳倒后，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不可避免的赴了于谦的后尘，割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余刀，既是在逐步分割大明朝的命数，同样也是阉党最后一次对东林党人的讽刺。
更为令人感到费解的是，或许是由于被阉党压制得太久，重新得势的东林党，已全无万历年间“实体达用”的信仰。如果将万历年间东林党的活动，视为替皇帝驾车，匡扶正道的话，那么在崇祯一朝，东林党的“车祸”不计其数。除了上文对朝廷经济的错误决断外，以杨昌嗣为首的一批人，曾极力劝诫朝廷“攘外安内”，即先同边境虎视眈眈的后金政权斡旋，然后将国内各地叛乱平息，再一举御敌。
其实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就算杨昌嗣的办法不怎么高明，也好过一众东林党人以“天朝不臣蛮首”为由，拒绝向后金谈判，这就导致在大明王朝气数将尽的最后一刻，朝廷对内无平乱之能，对外无御敌之策，两面夹击之下，冲入紫禁城的，竟还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内乱分子”，不可不谓之讽刺。
顺带提一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可是曾留有“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B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这句话说的虽然有些“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之嫌，但仅从崇祯一朝东林党人做的一系列事请中，或许也能印证此话所言非虚。
更何况，一向以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东林党人，已尽作鸟兽散。而在崇祯帝自缢煤山的最后一刻，身边却只有一个名为王承恩的太监陪伴左右。
因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尽管在当时确是无恶不作，祸乱朝纲，但远远没到如唐朝时加速国家覆灭的地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皇权的绝对威严，任由朝中阉党四窜，却始终没有对皇权造成过实质新的影响。同样，出自东林党人所撰写的史书，也不能以此来作为评判那一时代的唯一标准，毕竟是“青史善恶明，红尘是非多”，在对待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时，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不可偏听偏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