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堡惨案”爆发，大明二十万大军(实际数目)全军覆没，满朝文武重臣尽没于战阵，“御驾亲征”瓦剌的明英宗沦为战俘。“靖康之耻”眼看就要百分百复制时，临危受命担起保卫北京大任的大英雄于谦，做出的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就是力挺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基即位，遥尊身陷敌营的明英宗为“太上皇”。
这个决定，也为最终力挽狂澜的于谦，埋下了被明英宗清算的杀身之祸。而许多的“事后诸葛”，也发出个啧啧叹息：人家明英宗“御驾亲征”前，就立了两岁儿子朱见浚(未来的明宪宗朱见深)为太子，顺手“扶正”不是更方便?两岁小孩不能理政?那不还有皇太后嘛，皇太后监国不是更好?“于谦死心眼”的说法，也因此一度极有市场。
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倘若明王朝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大明王朝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丢掉半壁江山，提前变成“南明”。
首先一个原因是，当时明英宗的皇帝身份，是当时面临危机的大明王朝，一条十分麻烦的枷锁。
封建时代皇权专制，帝王的名分大如天，特别是对于边关将士来说，哪怕这帝王已经做了俘虏，说出来的话依然是圣旨。而帝王的一句话，哪怕十分坑爹，放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也足以捆住前线将士的手脚。
放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朝的各路城关要塞，都在瓦剌的眼皮底下，外加有个“皇上”捆在手里，挟持着“天子”在边关前溜达一圈，叫天子喊几句话，明军将士们是听还是不听?不听是抗旨，听了就坑国。
比如明英宗被俘的第二天，瓦剌大军就押着明英宗来到宣府城下，明英宗也十分“配合”，乖乖朝着宣府喊话，命令守将们“开关来迎”。八天后又被押到了大同，照样命令守军开门，“积极”的明英宗还在城外发飙，明英宗的亲信“以头触城门”大呼，场面十分热闹。
可这两城的守将呢?却是齐齐躲了猫猫。这事儿怎么“奉旨”?一旦“奉旨”了，这两座生命线一般的雄关，就会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落到瓦剌手里。长驱直入的瓦剌大军接下来会干什么?简直细思极恐!靠着躲猫猫，这次算是叫瓦剌人无功而返，可他们要再来呢?只要明英宗的皇帝名分在，边关将士们打都不敢打，怎么保家卫国?
而且，当时的瓦剌人，也不是完全“无功”，单是俘虏明英宗后的半个月里，他们就在大明边关一路转悠，敲诈了大笔金银绸缎。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也是瓦剌人打着“送明英宗回京”的旗号，打算带着这“肉票”一路敲到北京去。所以，担起保卫北京重任的于谦，也是一下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要想痛击瓦剌保卫国家，就先要换皇帝!拿掉明英宗的皇帝名分，叫这张“肉票”在瓦剌手里，彻底贬值!
那么，就非要换成朱祁钰吗?难道不能换个小皇帝，由皇太后监国吗?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想要打赢北京保卫战，大明朝，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当时的请况下，太子朱见浚即位，法统上固然没错，但如果“皇太后监国”，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明英宗的母亲孙太后以及妻子钱皇后，可是这二位，都不是能扛重担的女强人。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刚传来，这“两宫太后”就哭哭啼啼，派人送了八驼金银去瓦剌赎人。结果钱没了，人也没赎来，白白办了桩蠢事。这么个办事水平，怎能把朝廷拧成一股绳?怎么保卫北京?
这类事请，前朝不是没有教训，比如北宋靖康之变前，大宋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可宋徽宗甩锅做了太上皇，宋钦宗遇事犹豫不决，大臣们拉帮结派，一人一个主意，然后就是一顿胡乱草作，赔光了大宋的经兵，还闹出了“郭京神兵下凡”的荒唐草作，活活把汴京城送了人。参考后来北京保卫战爆发后，那京城外近乎惨烈的血战，一旦高层指挥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在大战来临前，大明王朝必须有令行禁止的指挥体系，要实现这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国有长君”。时年二十一岁的朱祁钰，才是最好的人选。而这时的皇位，更不是什么香饽饽，相反是天大的责任。所以当时的朱祁钰，一开始吓得连连拒绝，甚至躲进王府不出来。直到于谦一句掷地有声的“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这才幡然悔悟，坦然扛起重任。然后君臣密切配合，打赢这一场大明国运之战!
值得一说的的是，于谦本人，也深知自己可能会付出的代价，对于帝王的心思，这位一代良臣也心知肚明。但是当北京保卫战胜利，群臣疾呼救回明英宗，却遭景泰帝朱祁钰怒怼时，又是于谦关键时刻一声“今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才打消了朱祁钰心中的顾虑，启动了“营救明英宗”的行动。没有于谦这句话，明英宗别说后来“复辟夺位”，恐怕就要在西北草原上放牧终老了。
甚至，在景泰帝驾崩，明英宗“夺门之变”复辟，惨遭清算的于谦含冤入狱时，他也只是坦然笑道“辩也死，不辩也死。”他早就明白自己的悲剧结局，但为江山社稷，他不悔。
看懂这背后的一切，或许，才能真正看懂，一个慷慨担当，值得国人数百年景仰的大英雄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