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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俸禄制度上，明太祖采取了“薄俸制”，不仅取消了所谓的职田制，即以租田收取的租粟为俸禄的制度，还取消了官员的退休金，有些过于刻薄。清承明制，清朝的统治者也承袭了这一作法，根据清代《户部则例》记载：
清朝在京官员每年的俸禄：一品官为180两，二品为155两，三品为130两，四品为105两，五品为80两，六品为60两，七品为45两，八品为40两，九品为31.5两。
地方官的俸禄与京官相同，所不同的是京官还有“禄米”发放的待遇，发放标准一般为每一两银发米一斛。作为知县的日常开支，主要有两项：
1、基本生活开支。作为清代最基层的“公务员”，知县没有差旅费、伙食补助、医保，连官服都得自掏腰包;
2、为完成政务，知县得聘请刑名、钱谷、征比、书启等幕僚，人数一般在四五人，若是大的州县，人数就得在七八人。这些人都不是“吃皇粮”的，是没有编制的，薪水由知县支付。
此外，身处人请社会，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地方官变着法孝敬京官的，可谓名目繁多，夏天的降温费，称为“冰敬”;冬天的取暖费，称为“炭敬”;送个西瓜，还取名“瓜敬”，不是每位官员，都有“海笔架”那样的勇气免俗。月俸禄三两有余，不足四两的清朝知县，应付自家生计，尚且勉为其难，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大一摊子了。
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想辙。当时，地方上缴国库税银，因征缴之时，存在相当一部分是碎银，故需要重新熔化后铸成银锭，中间会造成一定的损耗，“专业术语”叫做火耗(火耗也不是清代的首创，最早见于《元史·刑法志》)。火耗即便再小，地方官也不愿意自掏腰包，这部分的“缺口”自然落在了百姓身上。
清初，百废待兴，财政紧张，执政者也就默许了这一行为，以致于许多地方实际征耗的数额已大大超过了正赋，除了小部分补足损耗外，其余均由征收赋税的地方官吏支配。但因缺乏统一的指导新意见，为各地方提供了很大的草作空间，一般的草作是正赋之上，加征两、三成;有的地方则高达五、六成;胆子更大的，甚至“数倍与正额者有之”。
有鉴如此，雍正执政后，综合山西巡抚诺岷以及河南巡抚石文焯的建议，将火耗统一收归省里，统筹分成三份：一份当作官员的养廉银，一份弥补州县的财政亏空，还有一份当作地方公用。
根据职务级别、职位重要程度以及事务的繁简，养廉银的数量从几十两到几万两不等。总督养廉银为20000 -13000两，巡抚15000 -10000两，知州、知县这一级别为2000 -500两不等。由此可见，地方官的养廉银超过超过了正俸，很大程度缓解了知县，只有正俸的“囊中羞涩”。
该项政策先在山西、河南试点成功后，再全国推广。积极的一方面是，雍正将这部分“灰SE收入”合法化，并给予了指导新意见，使得原来征收火耗由两、三成下降至一成，遏制了地方官的横征暴敛。
消极的一方面呢，此举只是雍正廉政建设中的表层，提高俸禄能一定程度遏制腐败，但廉政建设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应该完善监管措施，才能真正遏制腐败。另外，养廉银政策归根到底是清政府财政紧张的表现，是与民争利，用法律的形式将火耗转嫁到百姓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