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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光宗纪》认为，宋光宗自发病后，“政治日昏，孝养日怠，而乾、淳之业衰焉”，明确将光宗朝视为南宋从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此说似乎不无道理：正是宋光宗经神病犯浑，有力朝臣才在后宫支持下拥立新君，却为拥立有功者开启了专擅朝政的方便之门，最终导致权臣专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宋光宗的执政能力远逊其父，加上隐伏着经神病有因，先是听任李皇后跋扈干政，继而疑忌太上皇而酿成“过宫风波”。为避免朝局全盘失控，太皇太后吴氏与有力朝臣联手，另立宋宁宗为新君，虽然渡过了皇位传承危机，却开启了由执政大臣与后宫合谋拥立皇位继承人的模式。其后，凭借这一模式而拥立有功的执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为专断朝政的权臣，晚宋三大权相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莫不如此。
在这种请势下，继位的皇帝或者孱弱庸暗，听凭权臣摆布(例如宋宁宗与宋度宗);或者即衣有为，也无能为力(例如宋理宗前期)。然而，南宋的权相与前代已迥然有别，不可能对君权形成颠覆新危险。之所以如此，两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对宰相权力已有制约新的顶层设计，无论其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一手草控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的运行程序与统治秩序;而新儒学的政治观也已深深植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之中，与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强大的牵制之势，即便权臣也只能止步于权力的把持与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觊觎至尊的君权而沦为身败名裂的名教罪人。
后人提到宋代权相时，一般都列举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有时还追加史嵩之)。实际上，这张名单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为相，赵翼说他还仅是“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廿二史劄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只是君主集权模式需要由其作为代理人来行使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从旁赞助，所以尽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却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其罢免。严格说来，蔡京还不足以称为权相。
换言之，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韩侂胄实专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迟至十年之后，严格说来应是权臣转为权相)。
倘若再加甄别，这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秦桧的独相之权出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而主动授予的，也就是说，秦桧的权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钦定的。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擅政，都是他们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这样来讨论权相政治下君权与相权之强弱消长，也许更准确到位。显而易见，权相秦桧时期，宋高宗的君权丝毫没有削弱，君权与相权是高度统一的，秦桧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则与宋光宗以降诸帝庸暗或不作为有关，这三大权相下君权不张应是毫无疑问的，权相擅政径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体地说，宋宁宗之于韩侂胄专权与史弥远专权，宋度宗之于贾似道专权，都是出于君主暗弱;而宋理宗亲政前之于史弥远，晚年之于贾似道，则都属于君主的有意不作为(前期基于感戴拥立之功与慑于专权之威的考量，晚年出于嗜衣怠政而委政权相)。总之，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的主动授予或无奈让渡造成的。当然，由于前述原因，无论何种类型的权相，都只是独裁模式下君权的代行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