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读书镜》中记载，明朝时郭南在常熟做知县，颇得民心。常熟附近有个虞山，那里盛产软栗，老百姓就摘了很多栗子当做土特产送给郭南。不承想，郭县令见了栗子并未笑逐颜开，倒显得非常紧张，随即一道命令甩了下来，让种栗子的百姓把地里的栗子全都拔去。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相关记载，郭县令这么做是因为“异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者”，意思是早晚有人会因为这栗子侵害你们。可是谁会用栗子害人呢?
答案最终由陈继儒揭晓，他在另一本书中记载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文林在浙江永嘉做官时，当地出产特别好吃的梨子。有人当做礼物送给朝廷“中官”，也即太监，结果让太监尝到了甜头，于是借着皇帝的名头传下令来，让当地年年都要交梨，充当贡品。
文大人得知此事，说这梨年年都要进贡成了惯例，老百姓哪受得了?于是带人将本地梨树砍了个经光。
这不是个例。明朝各镇戍、镇守的内官，竞相以所在的“土物”—土特产进奉皇上，谓之孝顺，并且年年都要送，逐渐养成了习惯，最后竟然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大臣钱文通是松江人，曾被松江百姓祭祀在乡贤祠，到了嘉靖年间却被轰了出去，取消祭祀待遇。原因就是老钱穿着当地产的大红云布缝制的衣服入朝觐见，结果被太监们发现，建言献策于皇帝，于是松江老百姓被摊派制造大红布上缴。如果是一次新的倒也罢了，但当时人称“贻永害”，也就是说这祸害不是一年两年，而是皇帝在祸害在，年年岁岁都要给皇帝进贡，如此一来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到了几十年后的成化年间，当地知县宋端又拿着云布当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师，是为“以云布一端，献其师华容黎侍郎淳”。结果黎先生非常聪明地“不受而还之”，估计是听说了前朝的故事，因为他在拒绝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昔之县令拔茶种桑，今之县令锦上添花。”实在是不忍心再惹出事端，给老百姓制造麻烦。
“拔茶种桑”是宋代的故事。张咏在崇阳县当县令，当地老百姓普遍以种茶为业，张县令看了说：“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下令拔出茶树改种桑树，当时老百姓特别不理解，一时间怨声载道。
又过了些年，政府对茶搞专卖，强征百姓茶园，邻县种茶人纷纷失业，此时崇阳县的桑树已经颇具规模，老百姓都干起了纺织，走上了幸福生活的新路，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于是“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本来，栗子、梨子、大红布、茶作为地方特SE产品，都是可以经营获利的拳头产品，可是，当地官民没有尝到拳头产品带给自己的甜头，却切身感到了拳头打在脑门上的痛楚。
明代正德年间，浙江富阳特产茶叶和鲥鱼，都被指定为贡品，导致百姓颇受其害。当时流传着一首《富阳民谣》，称“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意思是有了这些好东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鱼肥了就要卖掉孩子，茶香了就要破产，只因为要给皇帝进贡。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说过，民如初生之苗，应当扶助其长大，而不要频繁烧扰，话里话外就是要求所有有权的同志，不论权大权小，都应爱惜民力，休养生息，不能瞎折腾。可惜子孙皇帝没有在继承皇位的同时把这条祖训继承下来，更没有管好身边人，让太监们狐假虎威四处吃拿卡要。难怪地方上有再好的东西也不敢留，纷纷挥泪断臂。毕竟，没了拳头产品虽然经济发展受影响，却永远避开了烦恼，种种摊派再也找不上门来。
只是，好端端的栗子树和梨树就这么给毁了，着实可惜。可在强横的专制权力下，百姓如此选择，得以保留的兴许还真比舍弃的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