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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作为皇帝信任的“家奴”、“内官”，在我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皇权时代曾多次擅权，虽然他们的结局都是被剿灭，但“宦官之祸”却在当时已经遗毒几十年，甚至已经对国家造成了巨大且不可挽回的伤害。那么具体宦官是如何干涉朝政的呢?真的仅凭他的三言两语便可使皇帝对其言听计从吗?其实并非如此，今天我们便从东汉末年，唐朝晚期，明朝这三个宦官最为猖獗也是危害极大的三个时期分析论述中国古代的宦官之祸。
中国古代执掌国家政权的是皇帝一人，皇权至高无上，但是一些琐碎的行政权是交由主要负责的政府官员进行处理。因此，如果官员结党营私，一起蒙蔽皇帝，那么皇帝接收到错误信息就容易导致误判，把满目疮痍通过自己收到的信息判断为四海升平，天下大同，如果最高统治者得不到治下的真实请况，是非常危险的。从这个层面来看，宦官势力的形成与君主对政治平衡的需求不无关系。
(一)东汉末年的宦官之祸
说到汉朝，我们一定会想到外戚集团，吕后，篡汉立新的王莽，这两位都是外戚集团的典型代表人物。外戚制约着皇权，如果汉朝皇帝稍稍松懈，他们就会趁虚而入，而皇帝则用提拔宦官的手段与之相对。尤其体现在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统治时期。
桓灵两代年轻的君主之前为了规避风险或者政治平衡，常常提拔内侍给予信任并予之权柄，形成宦官位低权重的局面。如果宦官势大，便会提拔士大夫来辅政，因此局势并非不可收拾，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许多汉朝君主也主要依靠宦官来制衡外戚集团，但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形成了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轮流“坐庄”专权的尴尬局面。桓帝，灵帝的手段一点也不高明，为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可见平衡这一手不是谁都能玩转的。
在前文所说的两个集团交替专权的局面下，新掌权的集团往往要比另一个集团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当宦官执掌朝政时，不仅引起外戚贵族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清议士大夫阶层的不满，先后两次攻击宦官，如果皇帝此时约束宦官，那么也许东汉可以继续维持统治，但是桓灵二帝过于宠信宦官，“亲小人，远贤臣”，士大夫遭到了执政集团的严酷打击，统治集团先后两次捕杀当时民间称赞的“贤人名士”，如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这些人因不满宦官集团的横征暴敛，专权妄为，与之发生“党争”，史称“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衣为，残害百姓，宦官之祸尤甚。后来外戚与士大夫转变了思路，邀请地方武装的力量协助清除宦官，但很快董卓这个武人专权，于国家并无好处，不仅最后机起了民变，酿成黄巾之乱，还使得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方的约束力彻底丧失。宦官之祸可以说是汉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唐中晚期的宦官之祸
唐中晚期的宦官专政对唐代的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了深刻的不良影响，甚至一些时候宦官居然左右着皇位的继承。比如唐肃宗就是在宦官李辅国等人的拥护下才得以顺利称帝。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依靠宦官即位，由此可见皇帝对宦官的信任。
唐中晚期的宦官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支武装部队作为他专权的支撑。
宦官掌兵起始于唐代宗时期，代宗时，宦官鱼朝恩统领京师的神策军。后来在唐德宗时期，宦官专权达到鼎盛时期，由于在德宗治下多地发生武装叛乱事件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首都军事政变，更有安史之乱的前车之鉴，他对于外臣以及武将高度不信任。唐德宗又需要有人为他统领军马，于是将目光转移到了身边的宦官身上，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用在他身边的宦官担任，统领左右神策军。
这使得在德宗时期，宦官掌握禁军成为惯例，后来宪宗时期，又增设枢密使一职，仍然选择宦官担任，后来宦官掌管枢密院成为了固定的制度，与此同时，一些反对力量作出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宦官日盛。
政治上，由于宦官不读史书，只知敛财，使得政治更加腐败，而对于皇权来说，宦官与朝官的斗争旷日持久，“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等等斗争都变相削弱了皇权，而宦官的胜利也使宦官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宦官之祸继续蔓延。
军事方面，唐朝的宦官监军表面上可以让皇帝得到最新请报，掌握各将领忠心程度，有利于皇帝治军，同时也便于上传下达，但实际上宦官在地方军队矫诏利己，不仅没有没有达到皇帝想要的节制武将效果，反而令将帅不得一，无法与外战争中团结一致，贻误战机在他们看来都是小事，至于残害忠良更不必说，一旦有将领不得他意，便向上诬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而中央的禁军同样是上行下效，宦官依靠禁军在政治上为非作歹，禁军则倚仗高位宦官庇护，在京师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极尽敛财手段，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与禁军设立之初衷大相径庭。不仅使得军纪涣散，降低战斗力，也破坏了国家经济，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唐朝末年与东汉末年相似，宦官的专政局面也是在地方武装力量的强力干预下才得到结束，但也与东汉末年一样随之而来的是武人专权，如果说唐朝皇帝给予宦官禁军是为了约束各个权力极大的地方节度使，那么当宦官被完全消灭后，中央政权也彻底失去了对全国的掌控力。
总之，唐朝在宦官专权的破坏下逐渐走向灭亡。值得玩味的是，宦官还在时，地方仍听中央的命令，宦官被彻底消灭后，中央反而没有了权力，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君主是宦官权力的来源，而如果这些宦官恪尽职守，忠君报国，那么一定是国家之福，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也许他们受提拔的时候也信誓旦旦得向皇帝保证我可以呢。历史就是教训，人治不能长久，只有法治社会才可以长治久安。
(三)明朝时期的宦官之祸
与我们前面所说唐朝的宦官之祸特点是有执掌的武装军队不同，明朝的宦官权力并没有那么大，反而极端受制于皇权，终明一朝，宦官的权力只来自于皇帝信任，一旦失去皇帝信任，那么这个宦官便不值一提。
那么几乎本身没有任何权力的宦官是如何酿成明代的宦官之祸呢?我认为明代的宦官之祸本质原因就是皇帝牢牢掌握权力，享受权力却懒于承担统治义务，醉心于统治，执政，而不是行政。
明代的宦官长期参与朝政，虽然没有正式权力，但倚仗皇帝，逐渐具备了制度合法新。明代作为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朝代，很多制度得到了发展，宦官机构也是这样。
明代的宦官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的主管称“太监”。司礼秉笔太监或代皇帝进行批阅奏折，大家都学过，也因此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之首。
政治方面，明代设立厂卫制度，就是大家熟悉的东厂，西厂，明代的政治社会活动中，特务监察占有突出地位。各特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宦官，这也是宦官参与政治活动的支柱。经济上，宦官主要为皇帝服务，皇帝的“私房钱”就是拜托太监管理和赚取的，宦官不仅管理着皇店，也在各地扩张产业，增加皇帝税收。当然，其中是进皇帝荷包多还是进宦官腰包多，我们心里都有数。军事方面，监军宦官仍然随军监视，此时的监军是有利于皇帝的。
说完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制度基础，我们在这里列举明代两个大宦官干预政治导致为祸国运的案例：
(1)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擅权，王振曾陪君讲读文章，后成为司礼监，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寇大明边境时极力劝说英宗北伐，也许他想流芳百世却因为实在无能再加上皇帝作战经验极少，屡次乱命，最终导致明军土木堡大败，英宗“北狩”，王振也为武将锤杀，留下千古骂名。从此，明军从压倒新的优势转为战略防御，被动防守一方。
(2)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专政，他在熹宗年少即位时取得熹宗信任，成为司礼太监并掌管东厂，他趁皇帝年少，纠集极多党羽，并大肆打压东林党人，当魏忠贤如日中天的时候，天下对其俯首称臣，国士不敢言，百姓更加恐惧无敢直言以正视听，更有谄媚者以九千岁呼之，天下唏嘘。
此时的宦官势力几乎深入到国家官僚系统的方方面面，作为皇权的延伸，睥睨天下。魏忠贤也是死在这上面，新皇即位后，天下只知九千岁是谁，不知万岁是谁，这怎么让新皇帝心安?于是这个皇权的延伸就被君主轻易铲除。可惜东林党那些元老经英都遭到魏忠贤的迫害，导致崇祯一朝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一届政府，这与崇祯皇帝频繁更换内阁首辅也有关系。总之，魏忠贤除了声望过高外没有足够定罪的行为，但是乌烟瘴气的官场环境，唯利是图，亲近宦官以求皇帝赏赐的地方官，对政府不信任的民众等等这些都是魏忠贤专政之害，明亡的重要原因不可没有宦官之祸。
总结
宦官掌权是君主专制强化的表现，宦官专权往往伴随着内部矛盾机化，政治暗无天日，百姓揭竿而起，最终导致旧王朝的覆灭。可以说，宦官专权与君主专制相生相克，君主专制需要宦官专权，而宦官专权又会阻碍君主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便不难理解“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