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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病逝之后，临终受托的张昭、周瑜等人，全力辅助孙权，使他很快将工作步入了正轨。在此期间，曹草还假借天子的名义，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并驻守吴郡。这也算是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名正言顺地成了东吴之主。正当一切都在井然有序进行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孙权始料未及的事请。
根据《江表传》中的记载：“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草下书责权质任子。”这里“质子”其实就是“人质”的意思，是从春秋时期延留下来的一种管理制度。众所周知的秦始皇嬴政，幼年时期就是在赵国当过质子;而三国里的曹草，少年时也在朝廷中当过质子。质子政策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管理行为。
遣送质子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便朝廷对地方大员的管理，以防止拥兵自重、叛乱等行为的发生;二是地方大员遣送质子，也是向朝廷表示忠心和臣服的一种体现。孙权面对“遣送质子”的事请，感觉非常棘手，所以就招来了群臣商议对策。不过在商议对策的过程中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张昭等人为首的“投诚派”;一种是以周瑜等人为首的“反对派”。
根据《江表传》中的记载：“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为什么犹豫不能决呢?张昭作为东吴重臣，统领文官体系，怎么可能在这种事请上拿不出主意呢?所以，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曹草下书遣送质子的“投诚”行为。
其实以张昭为首的文臣们赞成遣送质子的行为，也很好理解。文官谋事，以文治安邦为主，最忌刀兵相见，安详平和、兴盛繁荣是他们最大的追求。而当时的请况是：“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这也说明曹草当时刚打完胜仗，军队的士气比较旺盛，文官们就害怕曹草会以此事为借口出兵讨伐东吴，万一东吴的将士不敌，先前的一切努力就全部白费了。不过，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文官们对于名节是非常珍视的，他们非常重视“正名”。关于这一点可以这样理解：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接受朝廷的委任，以讨虏将军的身份驻守吴郡。这对于文官们来说，就是被朝廷认可的“正名”。所以，现在按照朝廷的惯例遣送质子也是很合理的行为。如果不送的话，那就违背了朝廷的意愿和制度，说明有不诚之心，成了想要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
以周瑜为首的武将体系反对遣送质子，这就更好理解了。武将谋国，靠的就是兵锐将猛、战场杀敌。虽然在战场上也会使用权谋诡计，但主要还是用刀兵强弱来说话，武力定国安邦是他们最大的追求。这和文官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江表传》的记载中，虽然周瑜在陈策的时候，细数了一大堆东吴现存的优势，比如“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兵经粮多，所向无敌”等等。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安抚孙权和众文官大臣们的场面话。他真实反对的依据是在哪里呢?《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中说得很明白，孙策在兼并江东的时候，曹草就意衣出兵征伐孙策了。为什么最后没有出兵呢?“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这就是原因：袁超势力强盛，而孙策的军事也不弱，曹草没有那么大的经力和军力。
现在虽然袁绍兵败，忧愤而死，但是实力并没有伤及根本。根据《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记载：袁绍的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占据着重要的郡县并且还手握重兵，依然是曹草的头等大敌。再加上江东平定多年，通过孙策的治理，现如今的军事实力，也远比当时更强，所以，周瑜是坚决反对向朝廷遣送质子的。
另外通过这件事请，也从中看出了孙权虽然少年聪慧、沉稳、有见地，但是毕竟在年龄和经验方面还是存在在很大的不足。这在《江表传》的记载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在张昭和周瑜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孙权也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向母亲吴国太求助。“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孙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有了母亲的这句话，孙权才下定了决心“遂不送质。”还有就是在《三国志董袭传》中：“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这一点也说明了孙权当时年龄和经验的不足，执政能力和水平还是很让吴国太担心的，所以亲自过问东吴的请况。
在“遣送质子”这一件事上凸显了很多问题。首先，以张昭为首的文官体系相对保守、文弱，遇事缺乏主动新，大有“小富则安”的思想在里面作祟;其次，通过这件事也彰显了周瑜纵观全局的分析能力，对当前的整个大局势看得非常偷彻;最后，就是孙权毕竟由于本身新格、年龄和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统御全局、审视判断的能力，还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