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康有为与光绪皇帝顶牛，帝师翁同龢为何被率先罢免你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趣历史小编告诉你。
戊戌年(1898年)十月廿一日，已回常熟老家的帝师翁同龢突然收到清廷发出的一道上谕，其中谴责他在戊戌年密保康有为，“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如此，变法之初即已被罢回籍的翁师傅被再次追加处罚，由“罢职”改为了“革职”，而且是“永不叙用”!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预机务多年。
从时间线索看，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往曲线并不顺滑。在其日记中，翁同龢第一次提到康有为是光绪十四年(1884)十月十三日，其中称：
“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衣一见，拒之。”可见其对康有为颇有戒心。
同年十月廿七日，翁同龢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康有为，称国子监祭酒盛昱携康有为上书来见，衣请上递，但见其中言辞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
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著作为光绪二十年(1891年)，当年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来京会试，此科张謇高中状元而康梁双双落榜。
值得注意的是，翁同龢在当年五月二日日记中记道：
“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无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或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狼也，惊诧不已。”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类，在晚清学界争议颇大，为主流所不容，如张之洞斥责康说为伪学、野狐禅，而翁同龢更是将之升级为“野狼禅”，并为之惊诧不已。
然而，在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始得到一定的呼应，而其发起的公车上书、反对议和、组织强学会等，均得到翁同龢的背后支持。
事实上，在戊戌年时，康有为不过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小京官，可谓人微言轻。而将康有为推到光绪面前的不是别人，真是翁同龢。
当然，关于这段故事，翁同龢在日记中有意加以删削，但康有为这边的记载却清楚地证明翁同龢曾屈尊拜访，这才使本已决议出京的康有为继续留京，由此引发了变法大事。
据《新世说》中云：戊戌年时，光绪皇帝奋发自强，衣求人材。某日，其问师傅翁同龢：“卿自谓何如康长素?”翁答：“康之才胜臣百倍。”
由此，光绪皇帝决定召见康有为。但是，恭亲王奕䜣认为这不合祖制(召见须四品官以上)而极力发对，最后才折中为总理衙门大臣集体召见康有为，然后将谈话内容上报。
戊戌年正月初三日参与接见后，翁同龢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
“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大概看到主流派官员对康有为的反对态度，或者因为这次接见加强了对康有为的恶感，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而在这一时期，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却越来越重视，后者呈递了第六次上皇帝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还送了两本变法参考书：《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
三月上旬，光绪将这两本书转给慈禧太后“慈览”，以争取老太后的支持。同时，光绪又令翁同龢再让康有为进书。然而，翁同龢这次却拒绝了光绪的指示。
在当年四月初七日的日记中，翁同龢做如下记载：
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始知之”。
再看四月初八日日记：“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衣臣诣张荫桓传之。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而传知张，张正在园寓也。
两则日记的大意是，翁同龢之前向光绪引介了康有为，但这时却说与康有为并不往来。光绪惊问其故，翁说康居心叵测。
光绪质问其此前为何不说，翁称：近日见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才知道。托古改制，京中士人皆鄙之。
次日，光绪不依不饶，仍问翁老师要康有为的书。翁夫子的犟脾气上来，说这事让总理衙门办。
光绪便翁师傅转告张荫桓，让张来转呈，而翁夫子仍旧抵制，说张荫恒天天进见，您可以自己跟他说，但光绪坚持要翁同龢转呈，翁无奈只好答应。
翁同龢为何会对康有为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或许，除了学术上、政见上和个人观感上，翁同龢都认识到康有为这个人有问题罢?
或许，在翁师傅看来，康有为引己以自重如此汲汲于声名，不过是想借以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更多的荣华富贵罢?
台湾学者高阳为翁同龢作传时，曾对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做如下评判:
“康有为志大言夸，惯于攘夺和作伪，公然欺世，毫不惭汗。其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只不过是虚构故事，谬托知己。
……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与翁同龢忠厚和平、谨守世俗礼法、不喜与人忤的本新，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断言: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位教了二十多年的弟子顶牛的结果了，却是自己出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