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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专权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时代标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新。二是皇帝行使权力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现实需求。个人经力又无法将天下大小事请一把抓,只能分权给身边的人去管理。皇帝用人有三个原则,一是朝臣,二是宗室外戚,三是宦官。
朝臣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名正言顺,但朝臣不是自己人,皇帝很难对他们放下戒心;宗室就更不用说了,朝廷皇室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请屡见不鲜。只有宦官是最让皇帝放心的,因为宦官是个不完整的人,其集团的特殊新,注定了宦官只能是效忠皇帝。
唐朝皇帝知道宦官专权的危害,却为何没有从根本上自理呢?
宦官是不会削弱皇权的,皇权强则宦官强,宦官们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不管唐朝宦官专权如何严重,皇帝照样对宦官宠信不衰。而朝臣,宗室外戚的种种行为也为宦官手握大权创造了好的条件和机会。
唐朝后期朋党争斗和官僚的投靠使得宦官势力得到极大发展。中唐以后,官员的来源大都来自科举考试和边塞将领入京为相,在政治斗争极其机烈的京城,这些根基薄弱的官员就会找政治势力来做靠山,以期达到巩固权势,升官晋爵,有皇帝身边的宦官为自己的势力说话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宦官也需要这些外朝的人士以达到扩大政治基础,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像中期著名宰相元载就是通过投靠大宦官李辅国向皇帝推荐,逐步取得皇帝信任而获得相位的。不过宦官专权骄横,夺去了许多朝臣的权势与地位,也引起了朝臣和宦官之间的斗争。
唐朝后期发生了多次“南衙北司之争”,在这期间,宦官凭着手中的军权,皇帝的宠信,发动了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一系列政变,使南衙势力大大削弱。南衙到了后期甚至连立皇帝这种大事都没有发言权,全凭宦官的意见。
中唐以后外戚宗室势力的衰微,也给宦官势力膨胀提供了大好机会。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具有一定的政务处理能力。
由于血缘关系,他们很容易与皇帝形成强大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些外戚内辅帝王,外控宰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请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外戚给皇权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宦官,而这些正是唐朝皇帝戒备的地方。
所以,外戚是绝不可能亲信的,只能是平衡朝政的工具。没了外戚,皇帝在宫廷中也只能依靠宦官,宦官势力正是通过皇帝信任而膨胀起来的。
外戚和朝臣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而混乱不堪的唐朝宗室内部,也让宦官得到大规模的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
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八柱国”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皇位继承受胡人“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影响甚深。
唐朝二十四位皇帝,嫡长子继位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皇帝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依赖暴力给唐朝带来的就是动荡不安,宦官久居内廷,对宫廷的任何事请了如指掌,还有往来导引,开关宫门,扈从侍卫之便利。如果宦官依靠政变拥立新君,新君在立足未稳,朝政大乱的局势下对宦官的依赖只会加深。
唐朝后期一系列糟糕的政治形态,导致皇帝逐渐丧失政治信心,沉湎于声SE犬马之中。而许多政务都要由皇帝最终拍板,皇帝疏于朝政,最高权力自然落入宦官手中。宦官还拥有皇帝赋予的权力,为了不让权力流失,千方百计的让皇帝沉湎与酒SE。一个胸无大志的皇帝,是宦官集团为了权力极力要塑造的模板。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虽对他多有不满,但又舍不得除掉他。就是因为他“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让皇帝衣罢不能。他的“固宠术”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皇帝玩弄声SE犬马,高高兴兴,乐此不疲。皇帝大权和享乐一样都少不得,所以,宦官专权的危害也就如应时而生的雨后蔓草,有了滋生的温度和土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