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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后期爆发了横扫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早已不复曾经的骁勇。在此背景之下，清廷不得不利用地方团练武装进行抵御，湘军由此诞生。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南方太平天国运动和北方捻军起义的连番打击，清朝已经出现政局严重不稳的迹象，而此时掌控湘军的曾国藩备受清廷质疑，麾下亦有不少人曾或明或暗的示意他起兵倾覆满清，但却被其所回绝。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曾国藩手握重兵却最终自行裁军转身成为一个政治官僚呢?其实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曾国藩自身进行分析。
康熙朝已经完成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
纵观清朝十二位皇帝，功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在这两任皇帝在位期间创下了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巅峰，并且因大肆推动文字狱造成了清朝思想界和文学界万马齐喑的灰暗景象。但同样也是促进民族文化大融合、继承中华文明最优秀内涵的时期。清朝延续了此前中原王朝注重科举选拔官员的礼制，严格遵守和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其他经典。康熙皇帝更亲自主持编纂了权威新极强的汉字典籍，即康熙字典。
康熙时期，朝廷在任用官吏和选贤举能方面，已经能够基本做到一视同仁。满人如若贪赃枉法，同样会严惩不贷。明朝中后期嘉靖朝，桂萼曾提出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被张居正推广全国。然而该税法既量地又计丁的方法，使得无地或少地的贫农吃亏而让兼并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占了便宜。康熙时期，玉米、红薯等明朝后期引进的高产作物已经开始普及，因此朝廷做出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规定，通过将丁税额度固定下来的方式，大大减轻了百姓身上的负担。从康熙朝开始，中原民众对清朝统治的认可度急剧提高。
曾国藩的思想形态
清朝自康熙朝大力推行文治开始，对思想学术的控制同样严苛起来。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剧，清朝的官僚大多从小沉浸在孝臣忠君的思想熏陶之下。在这种制度的管束之下的曾国藩，其本身就是清朝政治举措安排的胜出者，天然会有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
另外，和左宗棠所奉行的陆王心学不同，曾国藩更为推崇程朱理学。心学更为注重经世致用，正所谓求真理以立功业。而程朱理学则对自我修身更为看重，很重视存天理以灭人衣。故而相较于左宗棠对建功立业的积极追求，曾国藩筹建湘军和开展洋务更多的属于一种被动的修身行为，主观能动新并不强烈。
湘勇得以维持的运行逻辑
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新格，曾国藩的野心并不大。然而即便如此，当湘军势力愈发庞大，一跃成为清朝最大军事势力之后，难免不会有人唆使曾国藩割据称王。然而湘军先天的运转逻辑同样制约了曾国藩可能存在的野心。湘勇的筹备组建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肆掠。当时的太平军发源于广西，一路沿着长江流域自西向东，最后来到江淮平原后才逐渐稳固。这是因为秦岭淮河以南的疆域多山多河，形成了众多半隔离状态的宗族，阻碍着太平军的步伐，并且也使得太平天国在山区的战果有限且难以稳固。为了对抗太平军，根深帝固的宗族势力纷纷加入曾国藩组建的地方团练，因此从一开始宗族士绅阶层就已经成为湘军的组织核心，曾国藩也只能依赖于他们才能指挥整个湘军。
另一方面由于湘勇从一开始便是为了抵御太平军而组建的，曾国藩的起家之本就是匡扶清廷、镇压起义，所以策动湘军反清从法理上困难巨大。太平天国起义的燎原之火，源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大量失业的广西籍搬运工(此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商队大多需要雇佣两广地区的劳力翻越岭南运输货物)，此后太平军一路向北向东，路途中吸纳的大多是少地或无地的流民和客家人。太平军攻占一地之后，首先掠杀的则是拥有宗族产业的土著民系，因此湘军对太平军的仇恨深重，反而和清廷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清朝的法统模式和对湘勇的制约策略
事实上，并不是说曾国藩改旗易帜就能够轻易成事的。当曾国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汉之后，清朝中枢的态度就颇为暧昧。一方面朝廷期盼湘勇足够强大到能够迅速剿灭心腹大患太平军;另一方面又十分担心湘军会在某天用兵自重，甚至挥军北上牵制朝廷。由于湘军的军饷经费自成一体，并不是由朝廷分发，故而没有足够的制约手段。但清廷还是通过一系列策略，对湘勇进行内部分化。楚军、淮军先后从湘军中分离出来，即便是湘军内部也不是曾国藩能够绝对掌控的。
退一步说，即使湘军、楚军、淮军等地方团练势力真心实意的共推曾国藩割据称帝，他也难以继承清朝的全部疆域。前面提及康熙皇帝以后，清朝君主继承了儒家所说的天命法统，成为民众眼中入主中原的正统皇帝。然而在中原之外的疆域，漠北、雪域高原等地，清朝君主却是以其他面貌出现的。在满蒙地区，他是依托于满蒙八旗制度下的共主，享有大可汗的称谓。在雪域藏区，又通过藏传佛教作为纽带，作为文殊菩萨转世活佛存在。多元化法统结构，促使清朝君主得以同时长期稳固的掌控东亚大陆不同区域，这是曾国藩以及湘军势力所无法做到了。同时也是后来袁世凯拿到《清帝退位诏书》后，欣喜若狂的原因，毕竟在退位诏书中明言了清朝全域将由民国继承的条款。
湘军的实力不足以冲破清朝的樊篱
清廷对湘军的忌惮源于其自身实力和独立的财政体系，然而这些并不足以确保曾国藩有充足的把握击败清朝。由于湘军内部的宗族特征导致派系林立，曾国藩充分发挥宗族内部的团结纽带作用，建立起一支支独立的宗族部队，明确了只服从于曾国藩的单一领导机制。为了平衡和协调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纵容湘军屠杀掠夺成为自然之举。战利品由此成为湘军财政的副业，同时亦刺机了湘军士兵作战勇猛。明清时期，土客之争机烈，尤其是到了清朝末期更是如此。因此对于只有家族观念的湘军来说，攻城之后展开杀戮并不会觉得有不妥之处。
除了战利品之外，湘军等地方团练最为基础的财政来源是“厘金”。所谓厘金，是军队私自在各关口设立的税卡。靠的就是对商品流通征收重税。这是清廷在号召地方团练抵御太平军时，由于自身财政负担沉重所作出的财政权妥协。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各地商品流通量增大，确保了湘军的充足“厘金”收入，这也是地方宗族势力愿意听从曾国藩(包括后来楚军听从左宗棠、淮军听从李鸿章也是一样的逻辑)的重要原因，毕竟他掌握了地方财政权。然而此时，清朝在英国人李国泰、赫德等人的帮助下，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天京之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海关，保证了晚清充足的海关税收。而不论是农业地税还是商税，都不能征收过度。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清朝收到的海关税越来越多，对湘军的优势也就越来越大。
曾国藩个人能力制约
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中骁勇无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的军事指挥才能卓著。事实恰恰相反，曾国藩更为擅长的是选将、练兵、筹款等补兵和后勤工作，他临阵指挥的记录惨不忍睹。然而其所擅长的筹款、练兵等，前面已经分析过，并不能转化为稳固的自身嫡系力量。
另外，太平天国覆灭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有50岁了。这在当时算得上年事已高，没有多少经力去筹划谋算争霸称帝的事宜了。以其“中人之姿”的先天条件和自知之明的心境，也不会贸然举兵反清。
时局环境的制约
由于清廷的政策约束和策动，淮军、楚军虽然皆出自曾国藩幕府，甚至由曾国藩本人大力主张筹建。然而依托于安徽、江苏和上海的淮军注重西洋火器，更看重江淮地主财阀的利益。左宗棠籍贯湖南，麾下楚军同样以湖南籍众多，但兵源比湘军更广(仅限于湖南湘乡县一地)，同时在湘军和清军老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建制和选兵机制。综合来说战斗力比曾国藩的湘军实力更为强悍，尤其是左宗棠的楚军改善了将兵之间的沟通，保证了军令的畅通。
除了淮军、楚军可能的掣肘之外，一旦曾国藩举兵反清，同样需要面对北方的捻军起义、回民起义和清廷反扑。更为重要的是，在晚清的时局背景之下，西方列强才是中华之大患，权柄更迭对解救危局来说，其实是于事无补的。既然如此，曾国藩又何必要提着脑袋抛弃现有的地位和权势去造反呢。
综上所述，不论是曾国藩自身实力和个人素质，还是当时的国内外时局背景，都不允许曾国藩举兵反清。更不要说即便他举事成功，也未必能够承接清朝全部遗产，反而很可能遭到英法和俄国的趁火打劫。所以说，曾国藩在手握权势之时，坚决不称帝的行为，是明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