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西北地区非常贫困落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辖23个县，丰年粮食还够吃，略有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批饥民外出逃荒要饭。延安地区的工业只有马掌加工等少量的手工业，延长虽出产少量石油，但也没有充分开发利用。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约3000人，留守兵团约15000人，这些人的开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铁也没有多少钱。当时驻定边县的30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没有。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两次肉。供给部上面虽然有个中央财政经济部，但也是副穷家当，不仅不能给供给部发经费，反而常要供给部倒贴钱。
部队大多数领导能体谅供给部的难处，但也有人不相信，认为是供给部“抠门儿”，有钱不发，来吵闹的事常有发生。曾是黄埔军校教官的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司令，上任时，供给部拨了100元钱，他哭笑不得：领吧，实在太少;不领吧，一文钱没有，最后还是打了领条收下了。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旅长陈先瑞，部队驻守洛川，也在统战区。他来领饷，供给部发了200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骂道：“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200元够批用!没有钱就不要养兵嘛!”炮兵团团长武亭也驻在洛川，但不在统战区，竟一文没给。武亭气愤地说：“他们都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知道了这件事后，把他俩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为了避免部队领导再来争吵，供给部只得颁发“安民告示”，说明供给部的困难。告示发出后争吵少了许多。
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花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人们立刻议论纷纷：“不发菜金倒有钱买器材!”
部队意见大了，惊动了MAO泽东。在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时MAO泽东说：“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点钱，买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之一，这个钱用得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可没有通信器材，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一席话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卖破烂只能应急，也不是长远之计。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办实业解决问题。
首先，开办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营，但大家都同意一试。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20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不久，又在延安城南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第一个店还好。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20多个店，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运输线也建立起来了。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又把骡马店、交通与兵站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邮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贩卖食盐。部队缺少盐吃，盐池离延安有200多公里，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3倍利润。最初供给部只有10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最多运两趟，能运3000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当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行为。但销盐可以换回西要、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资敌”。打破禁运互换有无，对瓦解敌人的封锁有利，而“禁运”其实也是“禁”了自己。1938年4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央财经部专门讨论，得到李富春的肯定，MAO泽东也完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为解决商品流通，开办了军人合作社。军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荣”的象征，外来人员都要到合作社去参观。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
通过种种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有了一定的供应能力;建立了一些保障分队，如运输队等;建立和加强了相当规模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搞起了相当规模的生产企业，积累的资金有数10万元之多。这些对渡过抗战时期的困难起到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