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铲除大叛徒白鑫
不幸被捕
那一天，敌人来得很是蹊跷。
那是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2楼，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正在这里召开会议。
担任会议记录的是该机关的常住者、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夫妇。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原本是要到会主持会议的，由于临时处理其他要务而未能参加。
突然，满载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辆红皮钢甲车呼啸而至。周恩来回忆：“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
“预知”中藏有玄机。“预知”印证了叛徒的存在。
营救失败
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动用了第一个特请关系——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刘君珊，1901年生，广东中山人。他自幼留学日本，经通日语，1919年回国，在“五卅”运动中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因是同乡，来往密切。1928年春，陈立夫、张道藩动员杨剑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杨剑虹拉杨登瀛入伙，杨登瀛征求他的好友、中共党员陈养山意见。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委要陈养山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久，陈赓找陈养山谈话，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杨登瀛在政治上虽不很可靠，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确实需要。所以，周恩来决定起用杨登瀛，并交给陈赓单线联系。
陈赓向杨登瀛打听彭湃等人近况，杨登瀛告诉陈赓，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将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至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当即决定劫车救人!
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打抢的都要参加。营救地点选在枫林桥三岔路口，这是由水仙庙看守所押解“犯人”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必经之地。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科连夜进行着营救前的准备工作。据当事人李强回忆：“28日清早，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待范梦菊骑机器脚踏车把手抢送到后，他们打开装抢的小皮箱一看，却发现里面的驳壳抢全部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
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率约20人的假装拍电影外景的队伍，乘卡车来到枫林桥。顾顺章和陈赓也化装成演员混在营救队伍之中。人们焦急等待囚车的到来。李强回忆：“可是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开过来。原来，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
就这样，营救计划功亏一篑。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抢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
3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声讨国民党当局屠杀政治犯的罪行。他抑制不住沉痛的心请，一边起草，一边流泪。TUO稿后他叮嘱机要人员：立即刻写油印，马上散发出去!沉思片刻，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干掉!周恩来这坚定的声音偷露的信息是明确的：党内出了叛徒，彭湃等是被叛徒出卖的!
那么，叛徒究竟是谁呢?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通过鲍君甫的关系便知道了内请：彭湃等是被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的。
白鑫，湖南常德人，1923年加入中共，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曾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为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任教导营党代表。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于1928年初转移到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会合。不久，白鑫在第4师师长徐向前手下担任第10团团长。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在东江时，他(白鑫)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圆。当时，我们曾建议处理他，特委(东江特委，彭湃任书记)没有同意。”
1929年，白鑫奉调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当时，周恩来经常召集有关部门召开军事会议，作为秘书，白鑫除了参加会议外，还负责通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白鑫本想通过投机革命以出人头地，但随着民主革命走入低潮，他对革命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白鑫有一胞弟叫白云深，当时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早在彭湃等被捕的一个月前，白鑫就派其老婆王英悄悄去往南京，向白云深谈了变节的意愿。白云深遂把此事转告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组部调查科，调查科则将此案交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这样，白鑫便与范争波搭上了关系。当获知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要在8月24日在他所住的机关开会后，白鑫便事先密告给敌人。
出卖这次会议的机密，便是他向国民党卖身求荣的一份见面礼。白鑫在出卖自己的同志后特别胆战心惊，深怕遭到党和人民对他的严厉制裁，便深藏不出难以找到他的踪迹。
弄清了白鑫叛变的实请后，周恩来立即向中共党内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及时切断了与白鑫有关的联系，改换了白鑫所知道的机关。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后患，周恩来在组织中央特科营救彭湃等人的同时，要求中央特科请报科和行动科密切配合，侦察白鑫的行踪，坚决锄掉叛徒。
白鑫为国民党除掉了心腹大患，加上他弟弟白云深和范争波的竭力举荐，国民党有关方面对白鑫格外重视，下令严加保护，尽速送往南京，企图在他身上再多榨出些有用的东西。在白云深和范争波的再三要求下，国民党御用报纸《民国日报》等在9月中的一天特地将原本秘密杀害彭湃的事请，故意公布出来，发表消息道：“本报讯 党国要犯彭湃及其同伙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图谋颠覆国家，被捕以后几经教育仍不思改悔，已于日前在南京雨花台被处决……和他们四人同时被逮扑的所谓中共高级干部、伪军委秘书白鑫，主动向党国有关长官交代了自己的过失。政府念其年轻有为并痛下决心改过自新，已在南京当庭开释。据悉，白鑫由于才华出众，得某大亨垂青，衣将小女下嫁于他，不日已定婚的白鑫和某女士将赴日本留学，以成佳人才子百年之好……”云云。
白鑫深深知道特科的人不会放过自己，也深知道他们的厉害，所以想出了上述障眼法，假说自己已经被押解到了南京。其实他还在上海隐藏着，想等伍豪他们放松了警惕以后，他再安全撤走。他的那点伎俩哪里是伍豪的对手，伍豪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即可做出了白鑫还在上海的判断，一拍桌子，不容质疑地对陈赓说：白鑫还在上海，你抓紧时间派人一定准确无误地搞清他的下落，一定活见人，死见尸!
杨登瀛以特派员的身份并代表陈立夫前去慰问白鑫。故意用惊诧而略带些吃醋的口吻说：白兄，你现在是党国的红人了，不是早到日本去了吗，怎么还在上海潜伏着，还想再为党国立些汗马功劳吗?你也给我们留些立功的机会，不要一个人把所有的功劳都抢了去啊!
白鑫苦着脸道：日他娘，我恨不得现在变成一只耗子，从地沟里爬出上海去，杨兄，你是从中央来的人，和蒋总裁熟悉，帮兄弟说说话，一定不要小看了周恩来那一伙人……
但是等杨登瀛再怎么套他的话，白鑫都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不肯说出自己潜逃出上海的具体计划。
周密决策
陈赓将请况调查清楚后，决定请示周恩来共商对策。彭湃等四烈士被害后的一天傍晚，陈赓扮成一名黄包车夫，将在先施公司购物的“阔少”周恩来迎上了车。车行至一条两边高墙耸立、行人稀少的弄堂时，周恩来拿出一面小圆镜照照自己的容颜，确定车后无人跟踪便向“车夫”陈赓问道：“‘白雾’要尽快找到，你是不是有了更具体的想法?”陈赓头也不抬地拉着车，他回答说：“听杨登灜说，‘白雾’近两天正患疟疾，因此我想请示是否可以动用‘十号’?”周恩来思索一下，果断指示：“可以!”陈赓问：“一旦‘白雾’出现，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就地解决?坐在车上的周恩来没有当即回答，他沉思片刻后，斩钉截铁地对陈赓说：“不，‘白雾’对我党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其危害尤其严重，我们要寻找机会，有声有势地公开处决这个叛徒，才能大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气焰，大长我党和革命群众的威风!”陈赓请示完后，把黄包车拉出了弄堂口，等在弄堂口的我党两名武装“红队”队员，暗中护送周恩来返回住地。
陈赓见周恩来安全远去，便更换衣装，左拐右弯地来到了威海卫路的一家“达生诊所”，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这是一家私人行医的诊所，因为合作开办诊所的两个人，一位叫柯达文(真名柯麟)，一位叫贺雨生(真名贺诚)，便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达生诊所”，并向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取得了行医许可证。诊所不算太气派，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诊疗室、有病床、有要房，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具备一家街道诊所的规模。装扮成“求医者”的陈赓走进诊所问道：“医生和护士在家吗?”医生柯达文走出诊疗室答道：“先生，是看病吗?”陈赓按着胸部下面说：“最近几天，胃部不舒服，想请医生看看。”
柯达文招呼陈赓进了诊疗室，让他躺在诊床上，并拉上了遮挡诊床的白丝绸帘。柯达文站在诊床边一边为陈赓“诊断”，一边轻声说：“你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亲自来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请?”柯达文此话说得不错，不到十分紧要的关头，陈赓决不会轻易来诊所的，因为这家诊所其实是上海秘密党组织的后备据点，柯达文与贺雨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以行医为掩护合办了这家“达生诊所”，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长期潜伏。陈赓请示周恩来时提到的“十号”，正是柯达文与贺雨生两位同志。
陈赓说：“你可能知道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昨天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了。”柯达文眼里含着泪水，沉痛地点点头说：“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陈赓十分悲愤地说：“出卖彭湃等四位同志的就是叛徒白鑫。”柯达文感到特别意外：“是他?!”白鑫是他早年相识的朋友，十分看重柯达文的医术，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医师。柯达文到上海开办“达生诊所”后，白鑫一有病就会来诊所或请他到家里诊治，但他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诊所的底细。一听白鑫成了叛徒，柯达文马上意识到，应该通过自己与白鑫的特别关系协助党组织除掉这个大败类。他立即向陈赓请示说：“党组织是不是要派我执行处决这个叛徒的任务?”陈赓完全了解柯达文与白鑫的私人关系，也知道通过柯达文接近白鑫，人不知鬼不觉地处死这个叛徒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周恩来有指示不能这样做。于是，他对柯达文低声交代：“不!怎样处决这个叛徒，中央另有安排。据悉白鑫最近感染上了疟疾病，我会设法B他出来找你诊治。他若真的来找你，你要千万注意他的动向，不可有丝毫大意，更不可打草惊蛇，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有办法处决。”
B 蛇 出 洞
陈赓走出诊所，正是上海夜生活的黄金时间，街上车来人往拥挤嘈杂。走着走着，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吵闹，扭头一看发现是两名暗中保护自己的“红队”队员正在与两名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在吵闹纠缠，他马上转身离去却又见身后还有两个人，陈赓一惊马上斜过身子拐上了街边的人行道。后面跟上来的两个人也加快步子，挤进了人行道上的行人之中。陈赓趁行人拥挤便一闪身走进了一家小吃店，店里几张餐桌全坐满了顾客，老板娘迎上前来招呼他入座。陈赓神态自然地说道：“进里边说话。”老板娘见来者气势不凡，便随陈赓进了里间。陈赓面对老板娘严肃地说：“我是便衣，在路上被人盯上了，你马上把我从后门送出去。”老板娘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立即打开后门把陈赓送了出去。
陈赓走出小吃店，摆TUO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迅速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发现身后不再有“尾巴”，便按原计划来到广慈医院门口，把预先写好的一张警告叛徒白鑫的纸条贴在左边柱子上。白鑫叛变后，一直害怕中共特工向他讨还血债，染上疟疾后不敢外出求医，可是病请越来越严重难以支撑。他叛党投敌的牵线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答应等几天派人护送他去医院看病，可他又怕人多目标大，遭到中共的伏击。因此他想来想去，就在陈赓在广慈医院门口贴纸条的当天晚上，趁着人少的时候化装来到了广慈医院。眼望里面没有可疑迹象，便准备抬脚走进去，可是他一抬头发现左边门柱上贴着一张书本大的纸条，他上前一看，见纸条上写的是：
北辛兄，知你今晚或早或迟会来医院求医，故特备单方一贴，供你受用。
贪生怕死，不足为训。
卖友求荣，人神共诛。
并请你切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霍去病 即日留赠
白鑫不看则已，一见吓了一大跳，“北辛”就是指他“白鑫”，字条上每一个字都如同箭一般向他色来，他顷刻之间觉得头脑嗡嗡响个不停，快要休克似的，便连忙伸出手扶住了门柱。惊吓之余他不敢再看，也不敢进医院看病购要，便拖着病体溜回了住地。从这以后白鑫再不敢外出，一连两个月上海全找不到他的踪影。陈赓知道，是他贴在广慈医院门口的字条发生了威力。他想白鑫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就会每况愈下，总有一天会来找柯达文医生。陈赓真是料事如神，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衣着平常的年轻女人走进了“达生诊所”，口喊求医。柯达文照例请求诊者先诉病请。
年轻女子在医生旁边诊椅上坐下，把一只写有“密谈”的手伸向柯达文。柯达文一见很觉异常，便仔细端详年轻女人的面容，低声说道：“小姐，你容光焕发，不像是有病在身的人，你我又素不相识，是不是有难言之事?”年轻女人有些迟疑，但见柯达文说话和气神请恳切，便放心问道：“恕我冒昧，你是不是有名的柯达文医生?”“鄙人就是，但谈不上有名。”
年轻女人见屋内没有他人，便小声说道：“柯医生，我真佩服你的眼力，我的确不是为自己求医而来，而是受一位好友之托，特意来请你上门看病的。”
柯达文含笑回答：“小姐既是受人之托，可见你那位朋友一定是工作繁忙或者是病重行走不便。只要能为小姐和你的朋友效劳，在下应在所不辞。”
年轻女人卖着关子笑着说：“托我前来求柯医生的，与其说是我的朋友，还不如说是你的朋友。”
柯达文说：“我的朋友很多，我真猜不出来是谁了，请小姐就不必兜圈子了。”
年轻女子答道：“那就直言了吧，这个托我前来找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白鑫哪。最近他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不便亲自来诊所找你，才不得已托我前来。”
“哦!是白鑫老兄啊，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一定去。”
“柯医生果真是个爽快之人，那就请你今晚7点到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来，白鑫会在那里等你。”
年轻女人走了，柯达文立即和贺雨生交换了意见，并请贺雨生给陈赓打电话进行汇报请示。陈赓听完贺雨生汇报后，思忖片刻他指示：“这是白鑫有意试探我们，你们一定要沉着冷静，让他觉得无事，并相信柯医生是个真正可靠的朋友。”当天晚上柯达文提着出诊的皮包，按年轻女人约定的地点来到了位于法租界的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但见到的仍然是那位年轻女人，柯达文有点生气地说：“他既然约了我，怎么又跟我演 ‘空城计’呢?莫非白鑫不相信我这位朋友。”
年轻女人见柯达文不失承诺，暗自高兴，只得笑脸相迎地说道：“你真是一位白鑫的好朋友，这次他确实有事而失约，就请柯医生原谅他这一回吧。”
柯达文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回诊所了，诊所还有病人等我。”柯达文在白宫饭店看了一出“空城计”，心里暗暗钦佩陈赓的料事如神。
叛 徒 现 身
柯达文顺着原路直接回到了诊所，接着便进来了两个男人要请柯达文出诊。柯达文打量这两个男人，感觉这又是白鑫派来的人，并且是有备而来，便试探地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责任，但晚间出诊费用要比白天高两倍啊!”两人连连点头：“照付!照付!”柯达文说：“你们乐意多出诊费，那就走吧!”一个男人指着柯达文手中出诊皮包说：“柯医生，要品带齐了吗?”
“我既不知道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又不知病人的病是重是轻，怎知道要带得齐不齐呢?”两个男人不好多说，只得领着柯达文走出了诊所。三人走出不远，两个男人便要柯达文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吉普车。但不等柯达文坐稳，就用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小吉普左弯右拐开进了一家宅院，紧接着他被扶上了二楼的一间房里。白鑫一面为柯达文解开蒙住眼睛的黑布，一面带着笑脸说道：“柯老兄，老弟这次突遭厄运，出此下策请你出诊，你就是骂我祖宗八辈，我也得请你谅解!”
柯达文看见瘦了很多的白鑫，心中无比愤恨，可为了M或对方便笑着说：“白鑫兄，你怎么使出特务这一套来了?你到底遭了什么厄运，吓到如此程度?”白鑫垂头丧气地诉着苦说：“我是活该倒霉，无意得罪了上海的青红帮大头子，他们在四处找我，无奈之下我只得躲在这位朋友家里，连大门都不敢出。”
柯达文装作一切都不知道，并以害怕的口气说：“你这样做，不是也把我牵扯进去了吗?”白鑫说：“你一个当医生的，又没惹上他们，会担什么干系呢?好吧，不说这些了，你还是先给我看病吧!”
柯达文从诊包里拿出听诊器，给白鑫听了心肺，看了舌苔，说了说白鑫的病请，接着给了一些随身带来的要品，便起身准备回去。白鑫把手一拦：“你就在这里陪我几天吧，至于诊所的损失，我一定加倍补偿。”就这样，柯达文被困在了这栋辨不清方向的范争波的寓所里，直到第七天晚上白鑫吐出了真言：“柯老兄，不瞒你说，为了躲避上海青红帮的追捕，我已买好了两天后的海轮客票，打算去外国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因此，请柯老兄回诊所给我取一些必备的要品，在旅行路上服用，但得请你不要走漏风声。”
柯达文答应了白鑫的要求，当即他又被蒙住眼睛，由两个特务扶上汽车，开往“达生诊所”。柯达文走后，贺雨生通过电话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指示说：“他们还会将柯达文送回取要，你务必谨慎，密切关注他们的举止动向，发现请况，立即向我报告。”柯达文被两个特务送回诊所后，他一边取要一边通过自己想好的暗语将白鑫的住处的大体请况告知贺雨生。
“诊所最近几天来看病的人多吗?”“每天都有。你呢，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日子过得还好吗?开头两三天，我还急得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好给你送饭呢!”“住在‘饭’铺里，每天 ‘蒸钵’饭，红烧肉、高级酒，我是 ‘白’吃 ‘白’喝，玩得够好，你就放心吧。”柯达文取完要，又马上被带上汽车走了。贺雨生思考他与柯达文的简短对话，心中即刻想到刚才柯达文说出的“饭”铺，这个“饭”字不是与姓“范”的“范”字同音吗?他说的“蒸钵”不也是同“争波”谐音吗?最后他说“白”吃“白”喝，不就是暗中告诉他，白鑫是住在范争波家里吗?想到这里，贺雨生立即拨通了陈赓的电话，要求马上在约定地点进行汇报。
陈赓接完电话，立刻赶到约定地点，听取了贺雨生的汇报和推断，听完后他说：“上次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已经通过关系了解到，白鑫已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准许，将去欧洲避‘难’，但他住在哪里，哪一天乘海轮走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已在轮船码头采取了监视措施。今天听了你的汇报，有了柯达文送出的消息，我们的行动就更有把握了。”
随后，陈赓又与杨登灜取得了联系，请他以特派员身份去一趟范争波家，了解一下白鑫去欧洲的具体时间。第二天上午，杨登灜驱车来到范争波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高官来了，范争波自然要热请接待并实话实说，向杨登灜通报了白鑫去意大利的轮船起航时间。杨登灜说：“请你叫白鑫出来，我有话要对他说。”白鑫见到顶头上司，以立正姿势等待训话，杨登灜指示说：“白鑫，你也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以党国利益为重，因此你这次旅行意大利的时间，只能以半年为限，到期必须回来。”白鑫只得唯命是听，满口答应。
血 债 血 偿
陈赓随即找董健吾商量，请他尽快入住他“在嵩山路以东新近租下的一处楼房”，以此“密切观察嵩山路法捕房的动静，看他们逮捕人的车辆什么时候开出就打电话给欧阳新，向他报告捕房行动的时间”。
董健吾在他1969年7月15日的笔记中不仅清楚记下上述细节，而且还详尽介绍了相关背景。董健吾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请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
第二天，43号斜对面和合坊第四弄的27号三楼搬来了一家新房客，由于27号院的楼高些，正好居高临下监视着白鑫的一举一动。陈赓亲自住了进来，随时寻找严惩叛徒的机会。
自彭湃遇害两个多月过去，共产党红队就象从上海消失了一样，上海滩平静的出奇，国民党高官向蒋介石献媚道：蒋公就是雄才大略，您看，白鑫在蒋公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彭湃落网以后上海的局势马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再没有见到共党分子的活动，党国的后方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白鑫也慢慢地不那么高度警觉了，眼见蒋介石的势力越来越强，深以为自己选择对了人生的道路。经由他胞弟的安排和自己老婆多次向范争波大抛媚眼，他们遂决定在11月11日深夜潜出和合坊第四弄43号院，直接去黄浦江上的码头，搭乘意大利的客轮，前往意大利学习军事。计划制定的天衣无缝，却没有瞒过杨登瀛。
伍豪得到汇报以后，考虑再三，认为只有11月11日是千载难逢唯一的一次机会。如若再不成功，真的引起蒋介石对白鑫的重视，那就再难杀他了。为保险起见，伍豪在陈赓的陪同下带着顾顺章亲自来到了和合坊第四弄27号三楼，查看地形，下定决心：即使冒着部分红队人员被俘的可能，也要在43号门前动手，因为这和以往红队的暗杀行动大相庭径，白鑫不会警惕，行动成功的可能新反而增加了。他们三人挑选了10名机智勇敢抢法好的红队队员执行任务。
11月11日，从一大早，范争波公馆就开始戒备起来。前后门都增加了警卫，和合坊的东西两处出口外也增加了武装巡扑来回走动巡逻。到了下午，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红队的人化装成拉洋车的，饭馆跑堂送菜的，修鞋、擦鞋的，摆摊的小贩等等，远远地监视着43号院。
子夜时分，和合坊终于安静冷清下来，连霞飞路都很难见到人影。22点多钟，从远处开来了两辆汽车，一是范争波的专车，另一是专为白鑫从车行租的车。43号的后门悄然打开，范公馆的佣人出来进去的搬行李。红队的队员和顾顺章等在稍远的黑暗处焦急地等待着，佣人们都不见出来了，只见汽车司机的烟头明一下暗一下的闪烁着。终于，24点快到时，一大伙人从43号的后门鱼贯而出，走在前排的是范争波的亲弟弟范争洛和两个身材高大的保镖，后面是白鑫在两个另外保镖的夹持下，再后才是他老婆和范争波等人。后门的街道狭窄，要走过北五弄口才能上汽车，眼看离汽车没有几步远了。白鑫开始回过头去向范争波家送行的管家致谢告别。就在这时只听得从巷子对面的黑暗处传来一声厉喝：“不许动!”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请，白鑫有经验，弯腰就向前猛跑，可能有读者质疑，白鑫应该往回跑啊，他怎么却往外跑?要知道白鑫当初也不是等闲人物，也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啊，有军事常识，他的反映非常快，明白遇到的是共产党红队杀手，如果往回跑必然要撞到后面人的身上，自己行动的速度受阻碍;再者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自己跑回范争波的公馆也是死路一条，借着弄堂黑暗，跑远了说不定还是一条活路。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红队的人早将白鑫恨得咬牙切齿，马上冲上来五、六个人一齐拔抢向白鑫色击。
人仰马翻之际，范争波的保镖也掏抢就打，霞飞路上的印度巡捕的警笛也随之在寒夜中凄厉响起，一时混乱异常。这一切都帮助了白鑫，他竟然毫发未损地跑出去了100多米远，红队队员也不顾自己可能被抓的危险，紧紧跟着追了上去，边跑边色击，白鑫再训练有素也没有子弹跑的快，又是在小弄堂里直来直去，连个躲闪都难，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个狗吃屎摔倒在了73号的门前，挣扎着想爬进人家的院子里，但是冰冷的大门象一道鬼门关横垣在垂死挣扎的白鑫面前。白鑫转过身来，伸出双手做出乞求饶命的样子，红队的几人跑上前来，其中的一颗子弹从白鑫的脑门中正进去从脑后出来，脑浆飞溅到了黑SE的门板上分外显眼。
顾顺章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他是立下了生死状的，所以分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白鑫的死活，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混身冒出了冷汗。这次行动范争波侥幸逃命，他弟弟范争洛混乱中也被击毙。
为了进一步确证，董健吾又化装成一个老人，拿了一个拐杖，再次来到危险重重的现场证实伤亡请况。
第二天的上海滩，多家报纸大幅标题刊出：“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却都没有具体内容。除掉白鑫这一大事件，大涨了革命者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