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之后，中国签订的最耻辱的一个“卖国”条约就是袁世凯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了，日本借欧洲各国都在进行一战，无暇顾及东方的时候，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日“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在接到日方“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作为一国总统，对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款，是很机愤的。
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力对比日本来说，还是太过于弱小，根本不敢直接拒绝日本，欧美国家根本无暇制衡日本和中国，更何况英法国家还需要日本来解决远东地区的德国实力;如果此时开战，结局很有可能比二战时期更糟糕。
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连续开会三天，详议对策。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袁世凯表态坚决拒绝。
在历经84天的谈判中，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即可看出交涉之艰辛。袁世凯及北洋核心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让日本废除了在领土和主权等核心层面上要求，但是依然还是被迫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或许不应该叫《二十一条》了，而是《中日民四条约》。
但是当时的学生、知识分子们是盲目的，其实当时如果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话，对中国是利远远大于弊，但是有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借此机会壮大，于是不断煽动动乱，最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享受到战胜国“红利”。
当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知道说是“弱智”也好，说是“不懂国事”也罢，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如果当时真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知道这些游行的人中，有几人敢上战场，几人做汉间?
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这里主要说说被烧了家的曹汝霖，曹汝霖真是“卖国贼”吗?他能决定签不签《二十一条》吗?没有实力，如果当时拒绝日本的要求，后果这些学生知道吗?没有飞机大炮和战舰，拿什么来抵抗当时已经跻身世界列强的日本?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章宗祥别号)总长，殚经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新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新质。”日军方罢手。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时至今日，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袁氏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
签订《二十一条》被袁世凯视为“奇耻大辱”，他告诫国人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经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
正是处于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