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诸葛瞻是蜀汉名臣诸葛亮的独子,在蜀汉最后生死存亡之战中表现出了高尚的气节,严正拒绝了邓艾的招降并斩其来使,与其子诸葛尚在绵竹双双阵亡。三代荩臣,满门忠烈,成就了诸葛氏的千古美名。
然而,只要仔细推敲历史,就不难发现,蜀汉最终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诸葛瞻这位名臣之子!虽然《三国演义》将其父诸葛孔明吹上了天,简直是中国军事史上神一般的存在,然而诸葛瞻本人在蜀汉战争中,无论是战略眼光还是战术素养都低得令人发指!
诸葛瞻自出生起便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诸葛亮去世后,他成了当朝驸马;公元261年,又升为行都护、卫将军,统帅诸将,成为蜀汉中央的决策大员之一。
《三国志》载:“(诸葛)瞻工书画,强识念,蜀人追思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是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也就是说诸葛瞻在蜀汉政坛其实属于啃老族,本身并没有那么出SE,只是因为父亲的贤名,收获了很多不应属于他的赞美;再加上岳父刘禅的“拔苗助长”式的过度培养,得到了本不该属于他的职权。
公元263年,历史给了诸葛瞻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这年,司马昭发动了灭蜀之战,魏军主力钟会率部攻占汉中,直B剑阁天险,邓艾一部则威胁到蜀汉的腹地绵竹。这时,刘禅派诸葛瞻统率蜀汉留守兵团迎击邓艾。从全局来看,强大的魏国对偏居一隅的蜀汉具有压倒新优势,蜀汉灭亡确实是早晚的事请。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时的蜀汉还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首先,敌方内部矛盾重重,伐蜀的两位魏国主将钟会、邓艾互不统属,各怀异心,且与司马昭有一定的离心倾向;而此时的东吴,虽然与蜀汉关系没有以前那么融洽,但也不得不担心唇亡齿寒,不可能完全坐视不理。其次,蜀汉在三国之中虽然国力最弱,但在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过程中也打过不少局部新的胜仗,全军士气并非一蹶不振;而魏国大臣只有钟会支持伐蜀,其余大臣包括邓艾等对一举灭蜀并没有必胜信心。因此,决定蜀汉存亡的就是这场绵竹之战,而久负盛名的诸葛瞻此时就成了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人物。
诸葛瞻临危受命之际,曾对刘禅表示:“愿陛下尽发成都之兵,与臣领去决一死战”。从这句话就不仅看出来,他一开始的战略眼光、指导方针就有问题,皇帝要他领兵消灭邓艾、救国救民,他却理解为要为国家死战。他根本不明白此时国家最缺的不是所谓的“忠臣”,而是能够保家卫国的“能臣”。在选任先锋时,诸葛瞻又犯了任人唯亲的MAO病,让自己纸上谈兵的儿子诸葛尚贸然担此重任。其后的战局表明,诸葛尚也完全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
诸葛瞻带领蜀军最后的一点家底到达涪县后,就莫明其妙地开始松懈下来,并下令军队就地宿营,不再继续前进。手下多次劝说他快速占领险要地势,防止敌军进入平原,诸葛瞻却置之不理,并大骂手下。此时蜀军尚有四五万人马,数量上超过邓艾;邓艾刚刚跨过了重山绝路,尚未缓过神来,如果此时的诸葛瞻听取黄崇的建议采取行动,很有可能会给邓艾造成沉重打击。然而诸葛瞻刚愎自用,错失了大好时机,导致“艾遂长驱而前,击破瞻前锋,瞻退往绵竹”,战略主动权转移到邓艾手中。
按说,体会到邓艾虎狼之师的厉害之后,诸葛瞻应该赶紧加固城池,等待外援了。可是这位白面书生侥幸取得小胜后,就飘飘然起来,主动向邓艾求战,结果中了邓艾的伏兵之计,导致蜀兵大败,退入绵竹。
此时,邓艾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超过了诸葛瞻的军队,蜀汉形势日益恶化。诸葛瞻本可以节节抗击,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或全军退回成都,保存有生力量,在首都城下与魏军决战。然而他坚持留儿子诸葛尚等人守城,自己领军大开城门杀出。结果再次中了埋伏,赔上了自家新命。“草包二代”诸葛尚根本不懂兵法,只凭血气之勇,愚蠢地策马杀出,结果也死于城下。之后,邓艾拿下绵竹城,没多久便进犯成都,刘禅投降,蜀汉政权就此灭亡。
诸葛瞻凭借父亲的余威,得到了朝政大权,却一再拒绝正确建议,导致全军覆没,葬送了蜀汉。他既是草包式的主帅,又是加速蜀汉灭亡的罪人,至于他勇于战死的忠义,不过是顺应统治者的需要而刻意宣传的,他的忠义报答不了朝廷给他的厚恩,也挽救不了蜀汉的败亡。
蜀汉之亡,有人归罪于皇帝刘禅的昏庸无能,有人归罪于主帅姜维的穷兵黩武,有人归罪于宦官黄皓的间佞弄权……但在老王看来,导致蜀汉政权最终覆来的头号罪人应该是诸葛瞻!正是他一手造成蜀汉军队最后一支有生力量被轻而易举地消灭,从而丧失了延缓战事、起死回生的最后希望。
“聪慧”、“早成”的诸葛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的才能仅仅是“工书画,强识念”罢了,没在基层锻炼过,没经实战检验过,根本不可能担当国之栋梁。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本身能力不够、蜀汉人才制度不合理以及民众的无脑吹捧等等,但归根结底,为人自视过高、刚愎自用,打仗缺乏战略眼光与战术素养才是他自寻死路也导致蜀汉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