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的故事
师兄弟争论
1948年，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玻恩合写了一篇论文递交给大会，会议召开时，玻恩因故不能出席，于是由程开甲宣读论文。不料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了机烈争论，程开甲时而用英语，时而用德语，与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展开舌战。担任裁判的大会主席泡利最后也只得风趣地说：“你们师兄弟吵架，为什么玻恩不来？这个裁判我当不了，还是让玻恩来裁定吧。”
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程开甲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才能超越常规。这次谈话，让程开甲终身受益。
小黑板上算出大方案
长期以来，程开甲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了新居，还专门留了一面墙，装上了一块黑板。
程开甲是知名专家，计算机使起来也得心应手，但他对小黑板请有独钟，想起什么问题、思考什么方案，搞一个演算什么的，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久而久之，在小黑板上还真蹦出了他许多灵感。
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何种方式爆炸？最初的方案是用飞机投掷。程开甲经分析研究否定了原定的空爆方案，他认为：第一次试验就用飞机投掷，一会增加测试同步和瞄准上的困难，难以测量原子弹的各种效应。二是保证投弹飞机安全的难度太大。程开甲在他的小黑板上又是一番经心计算，终于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采用百米高塔爆炸原子弹的方案。
学普通话没有完成
一次，程开甲在北京汇报氢弹空投试验的安全问题。周总理问：“飞机安全是否有把握？”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他知道。”周总理的目光转向程开甲。“安全绝对没有问题。”程开甲回答得很干脆。周总理问得很仔细，他对答如流，但就是方言太重。程开甲话音一落，总理又突然发问：“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猛的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总理笑笑把话岔开：“程开甲同志，你要学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2010年，程开甲已经92岁了，步履依然匆匆，说话依然带着浓重的吴江口音。谈起这些，程开甲不免有几分遗憾：“总理交给我的科研任务，我都完成了，学普通话的任务却没有完成。”
程开甲的妻子儿女
高耀珊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高耀珊与程开甲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珊的肩膀上。
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每个人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保密条令。随丈夫进京后，高耀珊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管照顾好家庭。
在家中，她悉心照料着丈夫。当时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为了给他补身体，高耀珊去买高价机，把机肉炒丝、机骨煲汤、机皮剁碎包馄饨，舍不得给孩子吃一口，全给丈夫一个人吃。她告诉孩子们：“爸爸比我们重要。”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程开甲的工作一直很忙，而且很神秘，全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2003年，二女儿程景玉读完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一书后，才对父亲当时的工作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我记事的时候，只知道父亲在南大物理系从事科研工作。那时，家对于父亲来说更像是旅馆，回家就是吃饭或者睡觉”。在程景玉的眼里，父亲对日常生活非常“迟钝”，“哪怕是酱油瓶倒了，父亲也不会注意”。
大女儿程漱玉回忆起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关在书房里整天写呀算呀，母亲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轻声些，别吵着你爸爸。”程开甲上了年岁后，组织上安排了同样做物理研究的女儿程漱玉当了他的助手。程开甲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就降低要求，相反对她要求极严，交办的工作绝不能出一点差错。自从妻子过世后，女儿程漱玉担当起了秘书、助手还有管家的角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