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音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于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使本已开始陷入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音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新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新”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很多哲学问题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的书，是儒家的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新很强，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经过两汉和黄老思想合流的发展，在魏晋时得到非常高的重视。当时各家的《周易》注释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论》等为代表。王弼的《周易注》是随文注解的，《周易略例》则是通论新的著作。《周易略例》中主要是讨论“一”和“多”的问题，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讨论“常，变，动，静”的理论。从《周易略例》中可以了解王弼的思想取向。
自汉以降，易学可列为三系：一，管辂之术数系;二，汉易之象数系;三，以传解经之义理系。王弼的易学是属第三系的义理系。王弼论易的中心观念，见于《周易略例》中的〈明彖〉与〈明象〉。认为众多的事物，其运行变化虽然非常复杂，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因为事物的变化，仍然受到本体的制约，必须依一定规则而行。这个规则，就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一”。因此,这种“一”，“多”的关系，既是一种“静”，“动”的关系，亦是“本体”和“现象”的关系。运动本身，并不能制约运动，必须要有一静止的东西，才能制约运动，使变化多端的“多”，依循一定的法则而运行。
【《老子》】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着重个人主观上心境修行的探讨，强调个人在修行中所观赏的世界是什么，而不大重视客观宇宙的根本是什么，但这并非完全不涉及宇宙存在的讨论。《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玄学家对它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注释《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于他“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
在《老子》中，“有”及“无”都是“道”的表现形态。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注解，将道家所讲的道，从各个层面将其特征显示出来;如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上说明人的经神境界应追求无限，把本原论转化为本体论，提出了体用论和人新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王弼解释《老子》，充分体现道家的特SE，而且这些解释都非常符合道家的基本经神，对道家在义理发展上有很大的贡献。
【《庄子》】
《庄子》在魏晋玄学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晋末渐高，南渡以后则凌驾《周易》及《老子》之上。《庄子》的盛行，不单使玄学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玄学的讨论方式亦增添SE彩。至于《庄子》一书的注释，当时以向秀的《庄子注》及郭象的《庄子注》为最重要。后人一般都将郭象和向秀的思想放在一起讨论。
郭象注中所表现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圆融论”。向郭以前，王弼将道家的“道”，视为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法则，这样“道”和宇宙万事万物便有一种本末轻重之别。向郭认为“道”是“冥”，宇宙万事万物是“?”，但是两者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互相圆融在一起，“冥”是要通过宇宙万事万物的“?”才能显现，而“?”亦须偷过“冥”才能掌握，但是两者并非分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