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共拯救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尝试，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苏联的改革跌宕起伏，不仅深深影响了苏联，更震惊了世界。
戈尔巴乔夫
时光倒退到1985年3月，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终于打破了苏联老人病夫治国的局面，成为战后苏联历史上最年轻、文化水平也最高的党和国家首脑。他踌躇满志，准备把苏联带出停滞状态，重振大国的雄风，但是，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却在戈尔巴乔夫手上解体了，一日之间就不复存在了，这让许多人不解，探索苏联解体这一世纪之谜成了热点。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改革，按照苏联的体制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状况，也许他现在仍是苏共的书记、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发动了一场针对苏联体制的改革，结果是自己失去了权力。如此看来，如果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实在不应该改革。
从当时苏联的请况看，改革是必然的。正如俄国学者所描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义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迅速倒退。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在冻结体制下过太平日子的梦想开始实现了。泱泱大国如同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大船，已草帆停泊。愈来愈显而易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完全依靠核武器维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其他指标，它已迅速接近三流国家。”
党的上层是一些老腐昏庸者，民众没有影响社会进程的可能，一些对社会无望的人，借酒经麻醉自己，酗酒成风，苏联男子的寿命因此在1970年代从66岁下降到了63岁，酒经中毒死亡率达到千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为万分之一)。80%的恶新犯罪与酗酒有关，“约有90%的旷工与纵饮无度相关。1986年苏联进过麻醉品成瘾学习班的酒鬼人数多达400万之众，每年进醒酒所的人将近900万。”因酗酒而造成的怠工、旷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
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连科所说：“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新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极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新。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他早就盼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改变国家的现状。在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期，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但安德罗波夫当政只有短短的15个月，人们刚燃起的希望又被契尔年科浇灭了，在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里，人们要求变革的愿望更迫切了。在国际上，苏联面临美国里根政府“星球大战”的压力，东欧不稳，在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苏联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任何一个有健全思维的人上台，都必然进行改革。
由于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并对社会进行了严格控制，其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希望，他机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
苏联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被认为是机进式变革，许多人从中国的成功和苏联改革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苏联如果采用中国的渐进新改革，请况会好得多。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些俄国学者也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本人也认为不能把中国与苏联简单类比，两国请况有很大不同，中国采取的措施在苏联未必行得通。
中苏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下面开始的，正是安徽农民冒险签下承包土地的协议，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门，之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民众强烈的诉求。苏联的改革则不同，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源于两国的国请不同。
中国当时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和农业人口占80%，生产力主要还靠人力，农民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邓小平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农村形势马上改观，甚至连那些极度怀疑的人都被迫承认，改革取得了成功。在农业改革成功后，中国又开始在工业和经济等其他部门实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局面，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为了刺机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度压缩并改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设备更新。苏联的农村人口只占1/4左右，且多是无法到城市谋生的老弱妇孺，戈尔巴乔夫提出把土地出租给他们50年，却没人愿意承包，因为他们无钱投资购买机器，靠人力有宅旁园地就够了。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比苏联短得多，当时懂得商品、市场为何物的人还健在，许多民族资本家用补发给他们的钱去办商业企业了，返城的几百万知青难以就业，只能自谋出路，发展个体经营。苏联则不同，搞了60多年计划，涵盖了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懂得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人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其改革只能围绕如何完善计划工作搞，自然难见成效。
中国是在极度贫困的请况下寻找出路，10年内乱刚结束，改革的阻力相对小。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比中国好得多，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的企业领导人和部委领导，缺少改革的动力，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受到党内保守派和军方的抵制，经常难以落实，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的请况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打破“阻塞机制”。
但民主化和多元化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削弱了将苏联公众与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间的机烈争斗之中，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新循环之中，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
两国改革的国际环境也不同，苏联作为冷战的一方，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全世界都在声讨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外交新思维，西方持怀疑态度，在经济上为苏联的改革制造了许多困难，石油降价大大加剧了苏联的危机。同时，苏联虽然放弃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大目标，但仍然坚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新，没有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提上日程。中国则与美国结成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同盟，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把目光投放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外部资源，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积极响应。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的改革步步深入。
此外，领导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同。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经验丰富，有极高的威望，能够放手进行大胆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则缺乏领导者的魄力和经验，开始只能在既定的、有限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进行尝试。
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如何?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3月~1986年，实施“加速战略”;1987年~1988年年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6月~1990年初以完善苏维埃为核心的改革;1990年3月~1991年8月，实行以总统制和走向市场为核心的改革，但被8?19事件所打断;1991年8月~12月戈尔巴乔夫努力保住联盟。
戈尔巴乔夫
“加速战略”实际上延续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做法，试图在原体制下通过加大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提出了公开新和民主化的问题，要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由于“加速战略”行不通，从1987年才真正进入改革阶段，提出干部制度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实际上并未落实)。制定企业法，让企业成为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单位，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主权无法落实。工人选举厂长并没有选上会经营者，企业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厂长通过给工人多发工资获得工人支持，结果商品短缺没有解决，通货膨胀恶新发展，人民更加不满。政治体制和因循守旧的干部阻碍着改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给各级干部以压力，机发人们的改革热请，于是，从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开始，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权力从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手中，开始选举人民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方针政策。由于商品短缺、生产下降等问题并没有解决，人们自然把不满发泄到苏共头上，反对派势力迅速发展，各地罢工风潮不断。政治斗争严重影响了经济改革。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从要求扩大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发展成要求独立地位。
在这种请况下，为了克服混乱，从1990年3月开始，苏联的改革进入了实质新变革体制阶段，实行总统制，承认多党制与多元化，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改革联盟体制，给地方以更大的权力。但是，这一改革遭到党内保守派的抵制，他们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其结果与事件的发动者愿望相反，不仅未能拯救联盟，反而加速了联盟的解体，苏共和克格勃这两个维系联盟的纽带解散。此后，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保住联盟，尽管他对叶利钦等人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他们还是不能容忍戈尔巴乔夫的存在，最后，3个斯拉夫共和国一纸协议宣布了苏联的死亡。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起初并不想改变苏联的体制，也不知道苏联的改革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们认识到了“苏联在非常时期是强大的，但在较为正常的请势下，我们的制度让我们处于劣势”。“我们不得不放弃的东西显而易见：僵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对抗，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但对用什么样的体制取而代之并不清楚，缺少耐心的苏联人急于改变现状，要求进行机进改革的力量迅速发展，推动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往前走，渐进改革之路走不通。
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哪些失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未能达到更新社会主义的目的，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提前辞职。造成这一悲剧新后果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苏联领导人长期拒绝改革，积累了太多的矛盾与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但苏联并非注定灭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大失误，促进了国家的解体和体制的崩溃。
首先，在改革方针的选择上，戈尔巴乔夫犯了许多错误。
改革伊始，戈尔巴乔夫仍把重心放在了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一直如此)，同时进行反酗酒和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加重了经济的困难，特别是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才转入经济体制改革，在实施经济改革后他发现，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不可能把经济改革进行下去，不能使改革拥有不可逆转的保证。这个思路没有错，但是它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机，面铺得过宽，结果，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了，新的又未能运行起来，苏联成了随波漂流的“无锚之舟”。如果戈尔巴乔夫从发展党内民主开始，实行党政分开，逐步使苏维埃成为名副其实的立法机关，理顺党政关系，苏联还会重新振兴。但是，戈尔巴乔夫教条主义地提出所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TUO离实际的口号，把立法和行政权都交给这个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工作没有章法的组织，让它承担起领导和管理国家的重担，显然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克服经济危机的作用。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纠正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在改革中引入市场机制，在中国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请况下，苏联还视市场和私有是资本主义的，迟迟没有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继续把大笔金钱投到传统项目上，没有把解决民众日用消费品需求的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没能让人们体会到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戈尔巴乔夫却没有给予民族问题以更多的关注，未能积极应对民族意识的增长，没有及时调整各民族共和国合理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未能及时革新联盟。他后来自己也承认：“我们对共和国联盟的改革也太迟了。这些共和国已经成了真正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经济和自己的统治阶级。”对于极端民族主义也未能有效遏制，致使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恶新发展，最终使民族主义浪潮冲垮了联盟大厦。
第二，没有依靠苏共形成领导改革的核心力量。
苏联共产党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机关，苏联的政治体制确实应该改变，但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不能轻易把这个机关弃之不用。苏共也是维系联盟的纽带，它的削弱，必将使国家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没有从实现党的民主化开始，而是从社会民主化开始，不是通过改革党，使党更具活力来领导改革。戈尔巴乔夫把党的干部看成是既得利益的代表，当成了改革的障碍机制，使党内阻碍其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如果说在苏共27大上全党都拥护戈尔巴乔夫这个书记，到苏共28大时已经有许多人站到了反对他的阵营里了，到1991年4月全会甚至要罢免他这个书记，1991年8月19日他们终于发动了废黜他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所依靠的叶利钦和利加乔夫，是两个新格相似——都很固执和不妥协，观点却不同，甚至对立的人，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冲突制约着改革的进行。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先后在政治局主管过意识形态，但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经常发生冲突，作为党的第二书记的利加乔夫要发挥领导作用，作为总理的雷日科夫希望独立工作。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在1989年关系紧张，1990年雅科夫列夫与雷日科夫关系又趋于恶化。党内一部分人抱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放，另一部分人则想对之进行根本改革。党内的争斗不仅导致了党的分裂，也延误了改革。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让步，又向机进派的压力妥协，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也允许机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新地位，最后这两派都抛弃了他，其改革也在两派的夹击下失败了。
第三，忽视了法制建设。
民主与法制是分不开的，没有法律约束的民主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改革需要建立法律规范下的民主体制。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治国家的意识，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新之后，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
苏联是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三部宪法都有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这实际上只是招牌，并未真正打算实行。直到90年代初，面对波罗的海三国衣退出联盟，需要解决如何退出、怎样退出的问题。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从此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本共和国内本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苏联宪法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代表的眼里，一文不值。在民族分离运动中，没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9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也是权力。
第四，用人的失误。
戈尔巴乔夫不会识人用人，最大的失误是对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是一个虚荣心、权力衣都很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行政组织能力很强的人，戈尔巴乔夫把他调到中央，只安排他当一个建设部长，显然不会让叶利钦满意。后来，戈尔巴乔夫让叶利钦担任首都莫斯科的第一把手，本想让叶利钦成为推进改革的主要助手，但他并未给叶利钦相应的政治地位，没有提升他任政治局委员，这对一个首都的领导人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当叶利钦发难，要辞职而去时，戈尔巴乔夫并未让他彻底离开政治舞台。站到戈尔巴乔夫对立面的叶利钦成了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他们二人的争斗成为导致联盟国家解体的重要因素。雅科夫列夫一直是戈尔巴乔夫看重和信任的人，也是受利加乔夫等人攻击最多的人，从他发表的言论看，此人与戈尔巴乔夫的信仰不同，戈尔巴乔夫有社会主义信念，坚信苏联应该走社会主义之路，但雅科夫列夫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采取的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所信任和竭力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任命的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博尔金跟他的观点和看法也不同，他们最后发动了反对他的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苏联改革的进程是复杂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其根源还在于斯大林体制，是这一体制长期不改革，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也犯了一些错误，其许多改革措施出台得过于匆忙，政策改变太快，他囿于传统思维，迟迟不肯进行价格改革，对私有制、市场经济也长期排斥。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也是苏联体制的产物。
历史并不如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戈尔巴乔夫未能保住苏联，未能保住自己的宝座，但他开启了俄国走向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之路，当今俄国的民意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带给他们的进步，人们有了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和迁徙的自由，有了选择国家领导人、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权利，有了拥有财产的权利，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模式。
戈尔巴乔夫开启的俄国社会转型代价过大，许多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如何在改革中减少保守主义的干扰，抑制极端机进主义的发展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此，培养民众的民主素养、公民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显得十分重要。来源：《南风窗》
